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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天津网，作者：佚名，原题为：《鬼子为什么爱说“大大的有”》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至1945年结束，中国的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之久。在这14年间，日军的侵略除了给中国带来肉眼可见的深重灾难外，在文化、社会风俗等“看不见”的领域也带来了影响。语言就是其中之一。

比如，从《地道战》、《地雷战》到各种横店抗日神剧，几十年来日本鬼子在中国银幕上都是这样说话的：“你的，花姑娘的，哪里的有？”多数情况下，汉奸们会无障碍地听懂太君们的意思：“太君，这里的，花姑娘的，大大的有！”

鬼子真是这样跟中国人交流的吗？

汉语和日语发音相差较大，互通性极低。自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其间大量日本人来华，不可避免要和中国人打交道。高级官员有翻译，但普通日本军民显然没有这个条件。

为了与中国人交流，日本人在占领区往往推行所谓的“皇民化教育”，日语教育是重点内容。台湾就在几十年的日语教育后培养了大批会说日语的民众。但日军在中国大陆活动的时间不很长，且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语言教育效果十分有限。

教中国人学日语不好办，让日本人学汉语是否可行呢？NO！当时的侵华日军相当自大，觉得中国文化是劣等的“支那文化”，不值得学习。而在中国的日本军民绝大多数都是第一代移民，相对集中地居住在军营、开垦团等地，无法指望他们能够有效学习汉语。即使日本军方从甲午战争初期就开始编撰《兵要中国语》、《日清会话》、《速成满洲语自修》之类的教材，绝大部分的日本军人汉语水平还是非常低下。

在双方都不谙对方语言的情况下，说一种不中不日、又中又日的语言，就成了历史的选择，此即所谓的协和语。

作为一种两个人群临时的交流工具，协和语与一般语言相比特点十分鲜明。

首先是较低的词汇量。协和语前身是侵华日军所谓的“大兵中国语”，即临时用语，表达上不会追求语言的丰富精确，对方能听懂就行。词汇往往局限于简单交流，如“要不要”、“你的”、“我的”、“他的”、“买不买”、“多儿钱”、“干活计”、“来”、“什么”、“王八”、“没有”之类。相应的，协和语在句式上也比较固定，方便在不同场合机械套用。

作为汉语和日语混合的产物，协和语也会引入一些通俗易懂的日语词汇。中国人熟知的“哟西（よし）”、“咪西（めし）”、“哈依（はい）”等日语词，很大程度上就是协和语。而诸如用“料理”表示“菜”、“便所”表示“厕所”、“料金”表示“费”、“出荷”表示“交公粮”之类的日语汉字词就更常见了。

此外，协和语受日语影响，出现了谓语后置等一般在汉语中不会出现的语法特征。而由于词汇和表达上的局限性，协和语中语词重复就有了重要的语法功能，如表示强调等等。

以上这些特征导致协和语与正常的汉语、日语差别都很大，如一句简单的“你把这个给我”，协和语的表达则是“你的，这个，我的，进上”。而“我吃饭”则用中国人听来非常奇怪的“我的，咪西咪西，干活计”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