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为一些官员关上了仕途之门，但出狱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却找到了人生的一扇天窗。有媒体对部分贪官出狱后的调查跟踪发现，有的贪官刑满后，开启了“第二春”，有的转战商界年入200万元，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曾担任湖北省天门市市委书记的张二江，是这个话题无法绕得过去的典型人物。2002年，这位被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痛斥为吹、卖、嫖、赌、贪的“五毒书记”，减刑将近一半后出狱，没有工资、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险，在“友人帮助”下他开了一个茶馆。他说，“只想平平淡淡、普普通通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对于所有普通人来说，“自食其力”是基本的生活态度，但对于张二江们来说，真要做到这个境界，恐怕还需要法治的监管来证明。比如检察日报曾报道某司原工作人员张某等人，因受贿入狱后，就有行贿人筹了100万元，愿意为他出狱后补偿“坐牢损失费”。珠海市工商局原局长钟维顺出狱后，给旅游黑店当起了“顾问”，利用任局长时的关系，反将工商局工作人员拉下水，把执法部门的动向第一时间通报给违法者。

贪官出狱之后，能够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合法挣钱，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但前提必须是在彻底斩断了旧有权力资源在经商行为中的运用，否则权力的人脉很难在这个“第二春”中分辨清楚。贪官在位时，对利益相关的商家“贡献”够大，商人中虽然有作树倒猢狲散的，却也有不忘“旧情”者，有的希望贪官出狱重新做人的同时，能够为自己的生意重新整合旧的权力资源。因此，对于一些出狱贪官来说，这扇“天窗”，从仕途之门被关的那天起，就洞开着的，无非是迟早问题。只要他们的权力资源没有断绝，他们的未来财富，便永远是“春天”。

在职官员不准经商，已经成为常态，但对于出狱、或者因违法违纪被处理后的官员经商行为，在制度设计上还没有完善到位的细则。而众所周知，因为违法违纪而被处理的官员，他们的仕途生涯当中积累了太多附着在权力之上的人脉资源，哪些属于个人业务能力、人格魅力资源，哪些属于旧有的权力资源，确实难以界定。这对于“出来”后凡事谨慎了的一些官员来说，可能会不知所措，而对于一些眷恋权与利轻松兑换的官员来说，则反而因为没有名义上的权力，而更加无所顾忌。

对于问题官员接受法纪处理之后的经商行为，确实需要一套完善的监管体系。一方面可以让这部分人放下包袱自食其力，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社会舆论对于问题官员在另一扇窗里“东山再起”的财富不停地抱以怀疑态度。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当中，如果没有特殊的制度监管，拥有过权力资源的官员一旦成为商人，他们想不发财都难。反过来，民众想不怀疑也难。因此，对于这部分人的经商行为，法治和监管的制度设计，既可以给这部分人打开一道通往正道的天窗，也是给社会监督打开一道通往信任的天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