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操办酒席，多为传统习俗，虽然也有一些陋习的成分，但只要没有强迫等违法行为，公权力就不能直接干预。试问：民众办酒席违反了哪一条法律规定呢？

贵州毕节织金县整治群众“滥办酒席”再现冲突。继该县板桥乡发生整治小组50余名干部与村民冲突后，1月31日，猫场镇又发生一村支书因制止村民办搬家酒起冲突被打事件。此前不久，贵州遵义市凤冈县也对民众办酒席进行整治，明文禁止复婚和双方均属再婚者操办酒席，招致公共舆论一片质疑。

连续曝出的官民冲突不禁令人纳闷：一些基层政府为何如此热衷于整治民间办酒席？这种整治行为果真如官方所说的那般顺应民意吗？临近过年，农村置办酒席日渐增多，也不乏一些借酒生财的“陋习”作祟。但是，即便如官方所言“有些村民一年挣的，还不够随礼的钱”，即便“复婚不准操办酒席”之类的规定是“倾听民声、顺应民意”，也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就具有整治民间办酒席的权力，更不意味着这种公权力行为就具备合法性、正当性。

首先需要明确，现代法治社会，评判公权力的惟一标准应当是法律准绳。所谓“法无明确授权不可为”，公权力作出对相对人不利影响的行为时，必须弄清楚这是否属于法定的权限范围，有无相应的管制权力。民间操办酒席，多为传统习俗，虽然也有一些陋习的成分，但只要没有强迫等违法行为，公权力就不能直接干预。试问：民众办酒席违反了哪一条法律规定呢？政府部门有何权力予以取缔和禁止？何况对于“滥办酒席”，又该如何界定？执法的标准由谁说了算？

其实，民间办酒席即使有一些不良现象，也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且背后关联到礼尚往来的民间习俗与传统，公权力犯不上上纲上线，完全可以通过自治途径解决。退一万步说，即便政府部门本着淳化民风的目的，想改变“滥办酒席”等陋习，大可通过宣传教育或行政指导的方式实现，而不是不顾公权戒律越界强制干预。当村民的请帖已送出、酒桌已摆好、菜已备妥，你贸然前往制止取缔，不引起冲突才怪呢。

可见，公权力的“好心”并不见得能办成“好事”。整治民间办酒席看似事小，实则关系到公权力的边界及其行为的合法性评判。就性质而言，取缔或禁止“滥办酒席”，实则是对原本自由行为的限制与规制，因而必须纳入合法性框架下仔细考量。倘若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授权，不论初衷如何正当，甚至行为如何“顺应民意”，都可能是彻头彻尾的违法行政。而一旦公权越过本应严格恪守的法律界限，出现官民冲突甚至大打出手也就在逻辑之中。公权越界不仅达不到整治目的，反倒将自己陷入合法性质疑的尴尬境地，甚至引发冲突，带来官民关系裂痕，这些后果或许是一些拍脑袋决策者所始料未及的。　　　　　□兵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