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要让供给和需求相匹配，在结构调整中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改善人民的福利。我认为，当前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空间不匹配”问题，供给侧改革需要加强供求的“空间匹配”。

中国当前正出现一系列供给与需求在空间上不匹配的现象。一方面，在人口流入地，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大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需求，而相应的供给却相对不足。特别是在特大城市，现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往往是根据10多年前对现在的“人口规划”来投资的，而实际上的人口增长远远超过了多年前的预测。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因是就业与收入，体现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面对由人口流动带来的需求，亟须加大对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

另一方面，在人口流出地，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新城和工业园建设已经出现过剩，房地产的库存严重，人口流出的农村地区有大量住房闲置。同样道理，人口流动是出于对就业和收入的追求，一个地方如果没有足够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空间，盲目加大投资或者是大量建设住房的结果就是，新增的投资回报低下，不能为相关的地方政府负债提供足够现金流。

针对上述现象，当前的供给侧改革应该加强供给和需求的“空间匹配”，尤其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的“空间匹配”。具体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加大对于人口流入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对应于跨地区迁移人口的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应加强中央政府的投资。一个地方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应适应于人口增长趋势，对于人口流入地出现的“城市病”应主要通过供给侧增加投入来进行治理。在基础设施方面，特别要加大对于大城市地铁项目和都市圈内部城际铁路的投资。在公共服务方面，尤其要加大对于人口流入地的教育和医疗设施投入，并实现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空间配置要与人口流动方向相一致。近十余年以来，我国建设用地的空间配置严重落后于人口流动的趋势，如果这一问题不得以改变，未来，在人口流入地将持续存在高地价房价的现象。而在人口流出地，工业园、新城闲置的现象也将长期存在。为此，应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土地利用效率高的地区以有偿的方式向土地利用效率低的地区转入建设用地指标。对于举家迁移进城的农民，应允许其在自愿且得到合理补偿的前提下跨地区转让其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相应地将其空置的宅基地复耕为农业用地。

第三，对于人口流出地政府的考核要更注重人均指标，而非总量指标。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的提高主要体现为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而不是GDP和收入的总量指标。因此，如果对于人口流出地采取GDP总量增长的考核指标，地方政府就会出于追求总量经济增长的目标而盲目加大投资，甚至不惜负债发展，同时，设法阻碍人口的流出。因此，对于地方政府的考核必须分类，对于人口流出地要更加注重人均的经济指标和非经济指标。此外，配合人口流出地的考核指标变化，财税体制要有相应的调整。要削减基于生产的税率（如增值税），提高消费税和所得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增强人口流入地接纳外来人口市民化的激励。

第四，对于人口流出地的过剩投资，包括新城、工业园和基础设施投资要进行清理。对于这些项目对应的地方政府债务应该予以适当的核销，并对相应地方政府未来的负债进行更为严格的限制。各地政府都应加强对于本地发展经济的地理条件和比较优势的研究，对于部分零散分布且位置偏远的工业园，要认识到其缺乏项目投资的趋势并不是短期现象，如果继续投入，超标建设基础设施和新城只会带来日益严重的投资回报低和负债严重的问题。中央对于人口流出地的财政转移支付应更多地投入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与当地比较优势产业相吻合的基础设施中去。

（本文来源于2016年1月15日出版的《联合时报》，作者系上海民建会员、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