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最容易产生的纠纷，就是“谁是孩子的妈妈”这一大难题。如果法律条文在这方面存在漏洞，很容易导致伦理冲击和社会阶层矛盾激化。

在现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基础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新增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时，多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对于代孕不应一棒子打死，“禁止代孕”可改为“规范代孕”。

代孕问题牵扯到方方面面因素，绝不仅仅是禁和解的问题。事实上，即便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对代孕这种“生育方式选择权”都颇为慎重，法国1991年和1994年两次立法，以“生命伦理”为由全面禁止一切代孕，瑞士、德国、西班牙等大多数欧陆国家也采取了类似做法。

代孕最容易产生的纠纷，就是“谁是孩子的妈妈”这一大难题。如果法律条文在这方面存在漏洞，则很容易导致伦理冲击和社会阶层矛盾激化。对此，许多允许或部分允许代孕的国家设立防范性法律条文，以尽量减少这方面冲击。比如，澳大利亚立法将代孕妈妈视作孩子合法母亲；日本则立法规定，只有亲自生产的孩子，才能被认定为亲生子女；而美国则通过1986年“斯特恩-怀特海德案例”的判决（斯特恩夫妇获得孩子监护权和抚养权，但代孕妈妈怀特海德被法庭允许每周探视），事实上承认了代孕妈妈对其所生子女的“部分母亲权利”。

人在生育层面上不应该被视作无生命、无感情的“纯商品”，代孕妈妈的人格、人权同样应受到尊重、保护和考虑。将商业代孕和“人道代孕”相区分，禁止前者而允许后者，是许多国家采取的现行政策。但是，即便在那些社会发展程度更高的国家，仍普遍存在借“人道代孕”之名，行商业代孕之实的做法，并引发许多负面效应。在中国当前社会实际情况下，“人道代孕”和商业代孕如何界定？开放“人道代孕”会否导致实际上的“商业代孕”被包装成“人道代孕”？甚至，人口买卖、多妻纳妾等丑恶现象，会否以“人道代孕”为掩护招摇过市？这些问题，不得不慎重考虑。

不能否认，代孕在商业社会中必然引发一些利益纠纷，法国、美国都曾发生过借代孕谋求“落地国籍”或遗产继承纠纷的案例。而在我们国内，户口、拆迁补偿、房产分割、遗产继承权等，至今仍是民事诉讼的“老大难”，而代孕现象的普遍化，势必令这一原本棘手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由此看来，代孕不仅仅是生育问题，仅执著于“禁”和“解”，是不足以应对随之产生的一系列伦理、社会、法律和经济利益问题的，不从这些方面和领域通盘考虑，不论禁或解，都可能造成难以预估的后果。

□陶短房（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