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环保厅副厅长的王国长，十八大以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收受钱物。比如所收受名烟名酒用不完，就自己拿到远离单位和家的礼品回收站去变卖。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写忏悔书的过程中，他多次请求执纪人员提供别人的样本供他抄写。（12月1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贪官东窗事发，忏悔以警世人，这也算挖掘正能量的寻常方式?！巴卟豢哨?，来者犹可追。”老虎被打，苍蝇挨拍，如果权力者心有戚戚，事后忏悔也是一碗感人的“鸡汤”。不成想，当事人“创作”忏悔书，却“多次”要求照样本“画瓢依葫芦”，如此格式化的忏悔，究竟是表演给谁看呢？

这些年，动辄万言的悔过书几乎成为近年来落马官员的“标配”。这些忏悔里面，有真心实意的悔过，亦有心怀鬼胎的造作。在这些痛哭流涕的表演式悔恨中——“忏悔”是假，开脱罪责是真；“痛心疾首”是虚，求得宽大处理才是实。比如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党组书记、副厅长陈明宪22页的忏悔书，最大篇幅是罗列头衔、荣誉，表达自己“兢兢业业、日夜操劳，一心扑在事业上”，自己在单位是如何“一呼百应威信高”。更多的，是“投机性忏悔”。写的一腔热忱，背后不屑半分。用研究职务犯罪防控机制的学者徐苏林的话说，就是“一些官员的忏悔存在套路化、模式化的问题”。

以案明纪，以罪示法，这是警示教育的价值所在。全国法院从2014年起实施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明确，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2015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中，列出了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清单”，其中包括：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新，警示他人。从预防腐败的机制建设来说，忏悔是重要的环节；但如果这个环节被少数问题官员所“投机”，恐怕就要出现“台上官员在忏悔、台下民众织毛衣”的场景了。

不好好忏悔，却虚与委蛇，甚至在写忏悔书的时候还要“求借鉴”，说白了，无非三种心理使然：一是自始至终把自己当“官老爷”，落马了也意识不到问题所在，怪只怪自己“倒霉”；二是有了官职却退化了“官能”，凡事有人代劳，公文有人写、汽车有人开、皮包有人提，忏悔书自然最好也有人帮着“参谋”；三是对司法缺乏敬畏心，以官位自居，忘却了公民身份。如此一来，就算对执纪人员吆五喝六，也就不足为奇了。

“求借鉴”的忏悔书写给谁看？或者说，这样的忏悔书还有什么意义？这也就难怪有网友建议：忏悔“表演”减刑，还不如劳动改造靠谱。（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