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生育，与其单纯地“财政补贴”，不如从制度层面入手，切实完善生育福利，加大公共资源和服务的供给，让民众对生二孩后的生活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而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公平的公共服务，这些是金钱所无法给予的。

人口学专家梁建章12月5日在一场论坛上表示，即使放开生育，真正愿意生二孩的人可能只有30%。政府应该通过财政补贴、提高妇女地位等方式鼓励生育。梁建章建议，当一个孩子长大以后，未来通过纳税等所做的贡献中约有15%会用于社会的养老，所以基于公平起见，国家可以考虑为新生小孩的家庭给予一定补贴，而补贴的总量可以占到GDP的15%左右。（12月7日《每日经济新闻》）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我国人口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其所对应的，是劳动力减少所引发的人口红利消失，以及老龄化程度加深带来的养老压力。如果公众生二孩的意愿不高，达不到一定的期待值，将直接影响到政策预期的实现。也因此，通过何种方式来鼓励民众生二孩，成为方方面面所热议的话题。

由国家对生二孩家庭进行财政补贴，是目前呼声较高的一种声音，原因是民众不愿生二孩的主要障碍在于“抚养成本高”。但这个建议的最大问题在于，补贴多少才合适，资金从哪里来？在城市中生养一个孩子成本高昂，补贴少了根本起不到激励作用，补贴多了，如梁建章所说“总量占到GDP的15%左右”，财政也无法负担。当然可以理解，鼓励生二孩主要着眼于未来，但这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口红利要等到若干年才能显现，在经济下行、养老金面临巨大压力的现实下，拿出巨额财政资金来投资未来，显然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事实上，以财政补贴的方式来鼓励生育，本身就是一个次优选择。生养孩子毕竟是家庭的事情，财政补贴客观上会引发社会不公。如日本等国家之所以出台类似政策，是因为国民的生育意愿已经降到极限值，危及人口的自然更替。而很显然，我国的人口出生率还没有到这种程度。

需要厘清的一个误区是，导致民众生育意愿不高的“抚养成本高”，不能简单理解成“缺钱”。比如城市家庭就不比农村家庭更有生育意愿，也没有证据表明高收入群体比低收入群体更愿意生二孩。他们所担心的“抚养成本”，与其说是经济成本，不如说是种种无法预测的风险成本。比如说，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下，女性白领如果生二孩，就很可能面临被淘汰的结局，即便能保住工作，其升职前景和收入也会大大缩水。再比如，北上广包括许多一线城市，人口和教育资源已经接近饱和，对于那些外来人口来说，如果他们没有取得城市户口，二孩的入托和上学，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鼓励生育，与其单纯地“财政补贴”，不如从制度层面入手，切实完善生育福利，加大公共资源和服务的供给，让民众对生二孩后的生活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而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公平的公共服务，这些是金钱所无法给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