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5岁高龄的济南秦老太最近被一纸证明搞得身心俱疲，“我老伴去世了，想让儿子继承房产，但公证处需要提供我公婆的死亡证明。他们上世纪逃荒到马来西亚，上世纪60年代已在国外去世，如今我们去哪里开这份证明呢？”（《济南时报》11月29日）

许多网友将这份“公婆死亡证明”视为“奇葩证明”，并将批评矛头指向公证处。当然应该承认，目前我国的公证机构确实存在许多饱受诟病的问题，如存在严重的垄断化行政化倾向、收费标准畸高，等等。但具体到此事，又不得不强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并不能只简单地埋怨公证机构，其相关证明要求事实上有着法律和法理逻辑上的依据与合理性。依据我国《继承法》，遗产法定继承的第一顺序人是“配偶、子女、父母”，这意味着，秦老太老伴的遗产，其父母（也即秦老太的公婆）也是拥有平等的继承权的，只有充分证明“公婆已死亡”且同一顺序的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其老伴的遗产才可能完全由其儿子继承。

诚然，按一般生活经验，秦老太已是75岁高龄，其公婆很可能确实早已死亡，但从法律程序和法理角度来讲，要想充分证明这一点，显然又不能单凭生活经验猜度，还需提供相应证明。比如，《公证法》就规定：“申请办理公证的当事人应当向公证机构……提供真实、合法、充分的证明材料……”否则一旦公证事项与事实不符，公证机构就要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一方面，是依法确实应当出具“公婆死亡证明”；另一面，又是开具这一证明确实存在很大的现实难度。如何才能有效化解、避免类似的公证证明困局（当然这起个案自有其特殊性）呢？除了法律人士指出的“走诉讼途径”之外， 从事前预防的角度来看，如果被继承人生前便立下遗嘱，便可以通过“遗嘱继承”的方式来处置身后遗产。不过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囿于“忌讳”、“不吉利”等观念，大多数国人事实上都没有“生前立遗嘱”的意识和习惯。此前有媒体调查发现，“立遗嘱人数不到1%”，而据日前央视“你立遗嘱了吗”的专题报道透露，“在我国民事财产纠纷官司中，73%都是因为没有立遗嘱而导致的纠纷”。

上述“公婆死亡证明”事件，在很大程度实际上是对目前大多数国人都“不立遗嘱”现实的一个提醒。如果未雨绸缪地提前立遗嘱，不仅有利于避免身后产生各种遗产矛盾纠纷，也能从源头上避免“法定继承”所必然面临的各种繁琐证明手续；而从财产权角度来说，“生前立遗嘱”也有利于更充分地维护和体现个人财产的自由处置权，避免“逝者尸骨未寒便爆发遗产争夺战”之类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