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有报道称，中国每年疫苗预防接种达10亿剂次，疫苗的不良反应概率徘徊在百万分之一到百万分之二之间。但在百万分之一的发生概率里，受种的孩子一旦“中招”，给每个家庭带来的伤痛却是百分之百。

　　长期研究疫苗和免疫规划政策的北京某高校博士生陈飞（化名）表示，疫苗对人体产生副作用存在多种可能：疫苗质量不过关及接种过程中医院方面存在疏漏；接种前孩子处于患病的两周潜伏期内，症状还未显现。而在两点均没问题的情况下，具体到每一只疫苗的混匀等生产技术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加之孩子体质、天气等外在环境综合作用，也可能会发生不良结果。

　　韶关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刘洪华曾指出，近年来，我国疫苗伤害纠纷呈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趋势。“现行的疫苗伤害救济制度存在救济范围较窄、补偿标准不够明确、补偿程序复杂以及因果关系认定过于严格的问题。”

　　因为贵州省未正式颁布有关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补偿办法，朵朵家人称，朵朵的补偿款参照依据是该地《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有关妇女儿童的条文。

　　刘洪华指出，我国对疫苗伤害救济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构建怎样的救治体制目前还处于多元化探究阶段。

　　据国务院通过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显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严重后果的补偿，需区分疫苗的种类。属于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当依照政府规定受种疫苗等情况的一类疫苗，补偿费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在预防接种工作经费中安排；而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的如水痘、流感等二类疫苗，补偿费用由相关的疫苗生产企业承担。

　　也就是说，国家救济范围仅限于第一类疫苗异常反应造成的损害。

　　陈飞基于团队的研究表示，对于疫苗引起的一些严重伤害，一次性的补偿远远不够。即使是已经认定为“偶合反应”的孩子，国家也应给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