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竟威胁减停教科文组织经费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对于抱着“入常”夙愿力促联合国改革的日本而言，是否能在安理会这一最高决策机构展示存在感将受到考验。

　　胡令远对澎湃新闻表示，日本战后对联合国非常重视，每一阶段的诉求有所不同。战后，日本希望从战败国阴影中走出来，尽快融入国际社会。

　　公开资料显示，1957年9月，日本外务省首次发表《外交蓝皮书》，其中提出了“亚洲一员”的外交政策，并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而另两个支柱便是“日美同盟”和“以联合国为中心”。

　　“在70-8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希望成为政治大国，认为联合国是最好的平台，因此日本加大对联合国会费的支持，一度曾高达20%。也涌现出了像绪方贞子、明石康等这样的日本籍官员在联合国内担任要职。”胡令远说。

　　到了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便成为了日本的“奋斗目标”。“一方面，日本担任非常任理事国是在为以后铺路；另一方面也是在国际上提高影响力。”胡令远指出，日本继续担任非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参与度就比较高。

　　然而就在近日，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中国《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一事，日本竟威胁减停教科文组织经费。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随后向政府提交决议：停止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经费。

　　而今年，日本针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出席中国举办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一事多次无理纠缠表达不满。潘基文则驳斥称，吸取历史教训创造光明未来，是他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应有之义。

　　“这实际上暴露了日本的历史态度与其可能将担当的角色（非常任理事国）是有差异的。威胁减停教科文组织经费，这种很功利的做法动机就不纯，让人怀疑日本担任非常任理事国的目的是什么。”胡令远说。

　　他补充道，联合国是基于对战争残酷性的认识而创立的。日本的这些行为和联合国的宗旨背道而驰。日本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客观公正地反省那段历史，这样才能发挥作为非常任理事国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