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14年日本横扫文物持枪挖宝铁证如山明示为掠夺物却难索回

　　从1931年到1945年长达14年之久的日本侵华战争中，侵华日军对我国珍贵文物的摧残和劫夺骇人听闻。但是，由于战时的特殊情况，对被日军毁损以及劫运日本的中国文物，至今并无详细准确的统计。根据学者估计，日本拥有1000余座大小博物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近200万件之多，绝大多数均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日本侵略军劫掠出境。仅东京国立博物馆一家，就藏有中国历代文物珍品9万余件。

被日掠夺文物近200万件珍品仍散落 索回几乎无望

　　上海大学教授陈文平曾经旅日5年，大量走访了日本当地博物馆和私人文物展览，见到很多名录都没有收录的文物珍品。而对日文物追索从战后开始一直在进行，即便铁证如山，有些在日展出文物甚至公然标出被劫时间地点，但索回几乎无望。

　　“日本收藏中国文物之多、之精、之广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与此同时，想要追索这笔战争赃物也是非常困难的。”陈文平认为，从流失文物资料和数据方面的整理工作做起，理清文物流失的路径，才能为将来追讨文物扫清障碍。

　　马远的《寒江独钓图》、王羲之的《妹至帖》……这些都是难得一见的稀世文物珍品。如今它们都被掠夺至日本。据不完全统计，自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抢劫图书和手稿300万册、文物360万件。然而追索文物困难重重。

　　“学术旅行队”盗宝 日军荷枪护卫

　　上海大学教授陈文平这些年一直在追讨中国文物方面努力。在他的笔记本里一直珍藏着一张复印的老照片资料，照片上，来自日本名校庆应义塾大学的“学术旅行队”在江浙一带发掘古文化遗迹，名为学术考察，实则公然盗宝，在这张照片上还可看到日军持枪为盗宝者“保驾护航”，照片收录在《江南踏查》报告中。

　　该报告书详细地记录了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于1938年5月从东京出发，到达南京后，在日军的护卫下，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挖掘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钱山漾遗址等活动。

　　在日本旅居期间，陈文平收集了大量日本盗取中国文物的一手文献，并一直希望通过这些文献获得这些被盗文物的信息，但这个愿望并不容易实现，“这些珍贵文物现都藏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轻易不示人。”陈文平说。

　　被日展出或收藏 青铜书画石佛成重灾区

　　在日5年期间，陈文平格外留意各种中国文物展览，有些文物展览在铭牌处甚至公然介绍该文物是何时从中国何地获得，甚有炫耀之意。如天龙山唐代菩萨像，就是山中商会1934年从天龙山盗卖给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记录卖价七千日元，现成为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重器。除了各大博物馆，一些企业家和大财团也是中国文物的收藏大户，这一部分收藏很多都秘不示人。比如出光美术馆，实际上是由出光集团创办，创始人出光佐三，这个财团以石油生意起家，专门收藏中国古瓷器。

　　陈文平告诉记者，青铜器、书画、瓷器、石佛是日本最爱收藏的门类，其中，大量中国唐宋期间的书画被日本人掠走。“日本侵华期间，大量由日本专业人士组成的考古队、考察团在中国境内活动，通过各种方式掠夺中国文物。”

　　根据历史资料，1928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旅大牧羊城遗址。20世30年代即九一八事变后，特别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和资助的东亚考古学会开始发掘渤海遗址(主要是都城址)，掠夺渤海文物。在日本的渤海热之中，我国珍贵的渤海文物被其窃取盗运至日本的已有成千上万件了。

　　“这14年，日军对中国文化的掠夺和破坏，可谓是罄竹难书，而其中能够明确记载的则少之又少。事隔几十年后，我在日本调查某些收藏机构时，仍时见中国文物由何时何地劫来之标签，令人痛心疾首。”陈文平说。

　　遗失文物清单360万件 留下名录仅剩15245件

　　为获得中国流失日本文物的第一手资料，1999年7月，陈文平曾经专程远赴北京，探访当年赴日追索我国被劫文物的代表团专员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曾担任故宫博物院、北京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是着名的文物专家。

　　根据王老回忆：“1946年春，清损会(即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秘书郭志嵩要他在北京编一本在日本的中国重要文物目录。同时郭还提到正在酝酿今后派人赴日交涉赔偿文物事宜。”调查登记结束后分类编成《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共分字画、碑帖、书籍、古物等8项，总计文物损失3607074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由于时间急促，加之公私收藏家及民众对于文物损失的申报认识不足，申报并不踊跃，所以此统计数字未能尽括战时实际的损失。然而，根据首部由中国学者编成的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目录——《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收录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被日本劫夺的各类中国文物仅15245件。

　　据王老回忆，他和文物专家李济等有关人员，抵达日本后多方寻觅，参观日本公私博物馆及文化研究所，与日本学者、收藏家谈话，调查和掌握第一手证据。对掌握线索的重要被劫文物抓紧时间重点追查。追回了周口店出土的化石一批、南京“中央图书馆”南运香港转藏冯平山图书馆的四库全书等善本古籍35000余册……但王世襄老人表示，索回的文物数量与实际被劫数量有天渊之别。即使与国内调查后有案可据的数字——被劫书籍300万册、重要文物15245件相比，索回的也相差甚巨。

　　处处设限

　　中国丧失追讨机会

　　这次探访王世襄老人，陈文平了解到很多战后追索文物的珍贵史实，“中国代表团赴日是一次绝好的追索被劫文物的机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终于没能如愿以偿，只是追回很小一部分，这是十分遗憾的。”陈文平说，美国等国的政策，是造成中国追索被劫文物不能如期归还的主要原因。

　　陈文平表示，诚如王世襄先生所指出，对归还被劫文物的规定过于苛刻。在当时战争背景下，以我国国情而论，对每一被劫文物要求写出名称、尺寸、重量等，并要附有照片;对劫夺情况要写出何处、何时，甚至要求写出日军番号等，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时，中国代表曾多次说明情况。然而总部坚持其规定，又不准中国直接向日本追究或调查，成为我国追回文物的障碍。”陈文平说。

　　此外，日本政府亦不积极配合，以种种理由进行搪塞。因此，仅靠几位在日本的中国代表东奔西跑，很难完成任务。

　　进入1948年，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美对日政策公开转变为扶持日本。因此，美军极力劝说其他国家放弃对日本索赔，包括公开反对以日本若干文物补偿损害最重国家的提案。美国等国的政策，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造成二战后被日本劫掠的大量中国文物不能回归中国的严重后果。

　　陈文平介绍，关于文物归还国际法上的先例在上个世纪就已出现。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一个现代国际法的原则：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剥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归还。这个原则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先做好扎实基础资料工作，掌握数据和出处，以何种方式流出，再从法律层面研究追索才是当务之急。”陈文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