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阿·查尼的新书《伪造的艺术》将视角锁定在那些世界上顶级的艺术赝品背后的大师，并且探讨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些男人(在艺术伪造的历史上，不存在著名的女性仿制者)将他们的惊世才华用在伪造那些已经成为过去的先人作品上。

　约翰·迈艾特结束了伪造生涯之后，不少明星请他将自己画入名画。

沃尔夫冈·贝特拉齐今年1月刑满出狱，他的艺术个展也于今年举行。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1492年，古罗马雕塑正在盛行。一个21岁的雕塑家决定试着自己也创作一件。于是，他用大理石雕刻了一件《沉睡的小爱神》(Sleeping Eros)，然后故意把它做旧。这个年轻人的创作很成功，这件全新铸造而成的雕塑被当作罗马古董卖给了教皇西斯都四世的一个亲戚。

　　这位年轻的赝品制作者就是米开朗琪罗。

　　我们不能确定这位著名的艺术家这样做是为了赚些钱，还是仅仅为了好玩来试验一下自己的技艺;而米开朗琪罗的传记里就这两种观点的看法也存在着不同的描述。无论如何，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艺术伪造是多么复杂的一件事，而如果这件作品是由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制造并且售出，怎么说也不可能是一件糟糕的作品。

　　诺阿·查尼(Noah Charney)的新书《伪造的艺术》(The Art of Forgery)将视角锁定在那些世界上顶级的艺术赝品背后的大师，并且探讨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些男人(根据查尼的观点，就我们已知的情况来看，“在艺术伪造的历史上，不存在著名的女性仿制者”)去将他们的惊世才华用在伪造那些已经成为过去的先人作品上。

　　微笑受审的伪造者

　　关于艺术伪造有一点的确很值得关注：出于一种普遍的对犯罪的迷恋(毕竟我们生活在法制社会)，艺术伪造这一流派似乎正处于一种轻松的恶作剧式的氛围之中，而不被视为完全的犯罪行为。查尼指出，艺术伪造似乎不那么罪恶滔天——那些受害者通常都是有钱的买主和卖家，一开始就不会博得大众的同情。很少会出现伪造者受到严重刑事处罚的情况，而且很多服刑结束再次复出的伪造者会获得比原先更高的名誉和机会，比如他们的原作会被贴上升值的标签(包括他们的那些“原创”伪造品)。

　　约翰·迈艾特(John Myatt)是一名20世纪的赝品制作者。警方认为在他的犯罪生涯中已伪造了200余件作品——如今迈艾特已通过自己的原创作品以及那些能以假乱真的伪造品获取了丰厚利益(当然这些伪造品也被署了迈艾特自己的名字)。

　　另一个通过这一罪行获取利益的例子是沃尔夫冈·贝特拉齐(Wolfgang Beltracchi)。今年1月，贝特拉齐刚从一所德国的监狱结束了6年的刑期被释放出来。贝特拉齐称自己伪造过上百件艺术作品，警方现已确定了由贝特拉齐亲手绘制的署名毕加索和莱热等大师之名的58件作品。在一些共犯的协助下，贝特拉齐将自己伪造的作品售卖给了不少知名博物馆和藏家，其中包括荷兰画家海因里希·卡彭当(Heinrich Campendonk)和美国演员斯蒂夫·马丁(Steve Martin)。

　　贝特拉齐的伪造水平可以从他的“代表作”中看出，模仿马克思·恩斯特(Marx Ernst)风格创作的油画《森林》(查尼认为，大多数技术高超的艺术伪造者不会去复制现有的作品，而是按照艺术家风格去创作新的作品。)在2004年瑞士的Cazeau-Beraudiere画廊以180万欧元的高价售出，并且在2006年被借往德国马克思·恩斯特美术馆，之后，又以700万美元价格被一位藏家入手。实际上，恩斯特本人从未创作过一件名为《森林》的作品，真相大白之后，艺术界惊呆了。

　　在被捕之前，贝特拉齐的生活从没有受到过威胁。在贝特拉齐等待审判的照片中，他正微笑着站在法庭上。在贝特拉齐出狱后不久，5月，他的个人画展在慕尼黑开幕。

　　如何证明一幅作品是自己画的

　　查尼认为，“一件艺术作品背后的故事，和它的内容及历史一样，能够增添其所蕴含的利益，从而提升它的价值。”艺术伪造者有着各不相同的动机和出发点，一个首要的原因是仿制者通常都是失败的艺术家。很多艺术伪造者被报复心理或者自尊心所驱使，想要对曾贬低他们的原创作品的那些艺术机构表示不满和愤怒。这些伪造者想要以此证明他们和那些被称为大师的艺术家一样优秀，对名誉和认可的需求时刻占据着他们的内心。

　　一位活跃于20世纪中期的仿制者罗沙·马斯卡特(Lothar Malskat)称自己已经仿制了2000件作品。在马斯卡特最大型的伪作中有一系列中世纪的壁画，他和他的同谋声称这一系列湿壁画是在他们为一所德国教堂进行复原工作时发现的。当这一“发现”引起了举国关注后，马斯卡特转而希望得到艺术界认同，然而当他向公众宣布这些壁画是由自己伪造的，根本没有人相信他。面对这样的情况，马斯卡特雇佣了一名律师起诉自己，并向法庭证明在这些壁画中，自己伪造了一些骗人的细节来误导观众(比如画中的火鸡，在那个时代是不存在的)。最后，马斯卡特在监狱里被关了20个月。由于名誉在手，马斯卡特的事业在刑满后很快又重新起步了。

　　查尼在书中写道，“马斯卡特的境遇表现出大部分艺术仿制者内心的一种紧迫感：一方面，他们知道自己已经玩弄了专家，一时享受着一种争强好胜带来的成功;但在某些程度上而言，怀揣着一个秘密并不是件有趣的事，除非你可以同他人共享。”

　　阅读秘密背后的故事总是很有趣，而这正是问题所在。查尼希望读者能够意识到艺术伪造是一种能带来严重后果的犯罪行为，也许一开始不会给他人造成直接损失，但到归根结底，对于艺术史和学术研究而言，损失必然是巨大的。

　　不过，关于艺术伪造的故事的确是非常具有娱乐性的，其历史中不乏那些关于手艺精湛人士的奇闻轶事。不可否认，这些手艺人之中不少具备着惊人的艺术才华。比如这一位叫汤姆·基汀(Tom Keating)的艺术伪造者，像马斯卡特画的火鸡一样，基汀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安置了这种“时间炸弹”，而这些骗人的把戏竟被那些所谓的专家所忽略，对基汀而言，这着实为一大乐趣。还有一位仿制维米尔的荷兰人亨得利斯·安东尼斯·范米格伦(Henricus Anthonius van Meegeren)，他因将自己伪造的一张维米尔作品卖给了纳粹军官赫尔曼·戈林而在国内被以叛国罪诉诸法庭。为了避免死刑，他需要证明自己的确是一名技术高超的艺术伪造者。在经历了一连串奇怪的周折后，范米格伦发现鉴赏家竟然错误地认定这张作品是维米尔的原作。最终，范米格伦还是证明了他自己就是这幅画的作者，并且，“从纳粹同谋变成了‘民间英雄’，被人们称为‘那个戏弄了戈林的人’。”

　　又比如，有一个叫埃里克·赫本(Eric Hebburn)的艺术伪造者，他无比享受制作赝品的过程。用查尼的话说，赫本就是“能够与他所模仿的文艺复兴大师们相比肩”的伪造者之一。赫本的每一幅仿制品都堪称完美。此外，赫本能被后人记住的原因在于，他就自己的技艺写了一本非常有启发性的小书——被查尼称为“既有趣又实用”的《艺术伪造者手册》(The Art Forger's Handbook)。

　　所有“张冠李戴”的作品

　　除了赫本，查尼认为大多数著名的仿制者其实并没有那么高超的技艺——他们的成功通常都是取决于那些“骗人的把戏”，而不是作品真正的“伟大”。但在查尼的这本书中，我们很难忽略被作者贯穿全文一再提及的那一丝因伪作而获得的尊敬和愉悦感。

　　要怎样呈现那些仿制品背后的故事毕竟是取决于我们，然而在这过程中，损失已必然造成了。

　　“一旦真实的档案沾染上伪造的历史证据，真实就被污染了。”的确，当意识到艺术伪作所造成的后果之后，我们便很难真心地去赞美一件卓越的赝品了。

　　矛盾的是，很多艺术机构总是羞于承认之前的某一件重要作品其实是一件伪作。美术馆与鉴赏家不想承认自己曾经看走眼，而买家也不希望他们花大价钱购买的作品顷刻间就遭遇贬值。而有一些美术馆，比如伦敦的V&A美术馆与国家美术馆，选择通过精心策划的展览来挖掘赝品的根源。总之，那些曾经宣称这幅达·芬奇作品确实是出自达·芬奇本人手笔的专家不会愿意承认他们眼前的这幅画实际上是由一位叫乔·史莫(Joe Shmoe)的画家在自家后院里画成的。

　　在《伪造的艺术》结尾，你会意识到到处都充斥着艺术伪作。很多大型美术馆都藏有“张冠李戴”的作品(并且它们会根据专家的最新成果相应地更新作品的说明)。但更可怕的是，即使一位伪造者被揭发，他的全部伪造品也不会因此被完整公开。在每一个故事里，谁也不知道究竟一位伪造者制作过多少件作品，其中又有多少件被大白于天下。

　　一旦你意识到自己正身处于艺术品伪作的世界，你会开始想到那些你在世界各地美术馆所看到的作品，而且会忍不住自问：“它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