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画的作伪，至清代更是层出不穷。清代的中后期至民国，古书画作伪又出现了新高潮，也就是学者称之的第三次作伪高潮。究其根源：一是商品经济的繁荣，使书画古玩业的分工越来越细，店铺越来越多，形成了不少的专业经营字画古玩市场，如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城隍庙，天津的艺林阁，南京的夫子庙，以及青岛、武汉、长沙、广州等城市的古玩集市，出现了带有地区性特色的做假，主要有“苏州片”“扬州片”“湖南造（又称长沙货）”“广东造”“北京后门造”等，涌现了一批像薛宣、吴述善、王荤、范廷镇、谭云龙、吴唯、吴小道、祁井西、詹步青、戴礼、陈馥、王小梅、李梅生等作伪高手。二是书画收藏鉴赏家激增，他们把购置字画作为财富储存的一种方式，如梁清标、安岐、宋荣、高士奇、孙承泽、毕沅、毕泷、庞来臣、钱镜塘等。三是巨商富贾为装风雅，也大量争购名人字画。四是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流入中国，一些西方国家和外商对中国古书字画艺术兴趣增长，也抢购名人字画，客观上助长了书画作伪新高潮的到来。

清代书画作伪的第三次高潮

　　这一时期的书画伪作，大都以明清时的文人书画为主，“四王”、四僧“、“扬州画派”、“海上画派”一些名家作品，因为深受市民阶层中人的欢迎，伪造者也不少。此时的伪造手段也逐渐高明起来，甚至有用照相锌版制成书画家的印章，加盖在伪作的书画上，令一些涉世未深者大上其当，清代陆时化的《书画说铃》一书对此有较概括的阐述，他写道：“有临摹而妙者，若合符节也；有临摹而拙者，画虎不成也。有自出心裁而工者，机趣发而兴会佳也；有自出心裁而无可取者，作意经营而涉杜撰者。”有些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的人也参与其事，如张大千早年模仿石涛笔意所作的山水，因为将逃遁技法学得几可乱真，令颇有经验的鉴赏家也难以辨别，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了。这一时期的书画伪作，至今常常能见到。

　　清代伪造书画更加专业化。古董商们从小就培养学徒，令其专仿古代名人书画，造就了不少擅仿某家的作伪高手，如清末民初，北京的张明是假款的专家，阎善之是写乾隆假御题的专家。另外，有一些书画家本身功力很高，或曾因特别喜爱而专攻前代某名家艺法技法，因而成为专仿某名家的高手。如前面提及的张大千在民国初年作了不少假石涛、八大山人的画。

　　清代至民国书画作伪的手法十分完备，形式已十分齐全，几乎包括了我们现今所知的作伪书画的种种方法和手段，如完全造假，部分造假（所谓挖、补、添、割、改、配），等等都十分精到。

　　在清代，临写的伪本较多，与原作面目很相似，但笔法和细处总有不同。吴修《青霞馆论画绝句》记载：清乾隆年间翟元屏，对着高克恭《春云晓霭图》轴，就临摹了二张极其相似的伪作。石涛《诗画稿》卷（现藏故宫博物院）《虚斋名画录续录》著录的号真迹，《古缘萃录》著录的就是对临的伪本。在清代，仿作已相当多，有的还达到相当水平。清代著名画家龚贤、髡残、原济、朱耷，四王吴恽、扬州八怪、任颐、吴昌硕等人，都有大量仿作存世。作假者较出名的有：谭子猷仿郑板桥，张大千仿原济、朱耷，王荦仿王翚，范廷镇仿恽寿平，韩博文则是制古人印章的专家等。

　　凭空伪造，不管原本面貌如何，专门伪造历代名人或冷名书画家之作，使之无从对证，难辨真伪，在清代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这类伪作大量流传。

　　将一些书画真迹，采用改、添、减、折配、割裂等手法，改头换面。一般是将无款画改成有款画，小名家改成大名家，时代晚的改为时代早的。这类做假虽古已有之，但清至民国尤甚，手法更是无奇不有，不胜枚举。

　　清代一些著名书画家的代笔很多。社会地位较高或名气很大的书画家，困于应酬，就往往请学生、朋友代笔?；曳矫?，代笔画最多的有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蒋廷锡、董邦达、钱维城、邹一桂、金农、吴昌硕等，书法方面当推乾隆皇帝了，另外王士祯、袁枚、纪昀等社会名流，有不少信札也是请人代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