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老兵手印广场

　　搜集罪证，只为永世不忘

　　樊建川：我特别希望日本普通老百姓、普通知识分子能来建川博物馆看一看，来看一下日本人是不是犯下滔天大罪。日本侵略我们几百个城市，每个城市都炸得稀烂，到处是尸体。我不是简单地说其罪行或暴行，而是完整、冷静、理性地讲述日军行为，完全用日军的文物来还原历史。

　　今年7月7日，作为抗战主题博物馆群的最新成员———侵华日军罪行馆在凄厉的警报声中正式开展。那一天，樊建川特意邀请了5名曾参加过抗战的老兵为展馆揭幕，亲手推开锈迹斑斑的铁门。

　　如今，站在展馆入口处，1800顶早已泛黄的侵华日军钢盔（复制品）铺陈的场景旁，樊建川手指墙上“1931年·日军蜂拥”几个黑色大字，讲起自己建立这个展馆的初衷。

　　“侵略是一种最大的暴行，尽管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早已盖棺论定，但日本国内总有那么一部分人，不承认侵华历史，甚至篡改历史，为战争罪人鸣冤招魂。”他激愤地表示，要理直气壮地驳斥那些否认侵华罪行的言行，就应该把事实摆出来，“事实胜于一切。这里的文物胜于一切。侵华日军的罪行桩柱件件，罄竹难书！”

　　在这个日本著名建筑大师矶崎新设计的展馆里，按照时间跨度分为15个展览单元，按照类别分为“大屠杀”、“三光罪行”、“细菌实验”、“慰安妇”等12个展览专题，共展出6000余件1931年至1945年间侵华日军的罪行实物。

　　为了收集这些实物，樊建川前后历时20年，并多次赴日本购买日军侵华时期的画报、杂志、书籍，以及日军曾使用过的明信片、信件、作战地图、钢盔、军服、望远镜、指挥刀等等。单单购买、翻拍的图片数量一项，就超过了30万张。

　　“我曾一次性买过两个集装箱的日军侵华实物。”樊建川把自己赴日购买藏品的行为，形象地称之为去日本“反扫荡”。

　　谈起这段收藏经历，樊建川两次提到了一个叫做盐谷保芳的日本老兵，他不仅为博物馆捐赠了大量的侵华日军用品，而且为自己当年参加的侵略战争感到深深自责，20多年坚持每年到中国谢罪，直到自己90岁高龄。樊建川感言，比起那些对侵华历史遮遮掩掩，讳莫如深的日本政客，这位老人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以一个国民的微薄之力，讲述了一个道理，只有正视那段侵略历史，才是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

　　侵华日军罪行馆开馆后，包括3000封侵华日军家书、《荻岛静夫日记》、《外人目睹日军暴行》、日军杀伤山东民众实录、“八·一三”日军轰炸上海的炸弹碎片、《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人体试验受害者名单》等14件一级文物在内，所有展出的藏品，足以还原历史，证明日本侵略者曾经犯下的累累罪行。

　　步出展馆时，樊建川再次表示，希望日本人能够心平气和地来看看，“如果要和平的话，就一定要正视日本侵略中国这段历史，日本人要正视，然后才能面对未来。”

　　展示悲壮，只为川中父老

　　樊建川：我一直在收藏抗战文物，但激情是被电影《血战台儿庄》点燃的。电影里，川军师长王铭章中弹负伤，浑身是血，仍挺身大叫：“拼上去，中华民族万岁!”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于是，我开始收集川军资料，阅读、研究川军抗战史，一串数字让我震惊了，内心的震撼促使我必须做些什么!

　　“川军出川参加抗战，实际上是两个概念组成的。”刚刚走进川军抗战馆，樊建川便迫不及待指着墙上那赫然的两排数字说道。

　　30万，这是正宗的四川地方部队，在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23集团军总司令刘湘率领下出川御敌的人数。

　　300多万，这是八年抗战之中，四川作为大后方，每年征兵40万的总数。

　　前后相加，八年抗战中，四川共出兵350万之众，在1200万将士拼死为国的沙场上，川人占四分之一强。

　　“让人们知道川军和整个四川在抗战中的悲壮。”这，便成了樊建川设立川军抗战馆的原动力。

　　于是，樊建川在川军抗战馆中，将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5年10月8日的社论《感谢四川人民》影印放大后挂在醒目之处。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能够清楚明白地看到：“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数在八千万石以上……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抓壮丁”是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词，源自上世纪60年代的一部同名电影。事实上，樊建川坚持认为，抗战时期“壮丁”并非一个贬义词，“300多万人怎么抓？抓去以后每人还发枪发子弹拉上前线打鬼子，这怎么可能？”

　　馆墙上那面白布书写的“死”字旗，成为巴蜀父老乡亲在国破家亡的危及关头爱憎分明敢打敢冲的最好证明。一位叫王者成的大爷，当年主动请缨出征，因年岁已大无法入伍，便让自己的儿子去，临行前扯块白布，在中间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旁边还留下了“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等长长一串殷殷寄托，勉励其子王建唐保家卫国杀敌立功。

　　“这面旗是上世纪90年代王建唐的亲属根据回忆复制的。”樊建川2007年从北川县博物馆将其复制回馆，第二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爆发，北川县博物馆不幸夷为平地，该旗在建川博物馆成为孤品。

　　川军抗战馆内，樊建川还专门收藏了3根川军士兵用过的刻有抗日警语的旱烟竿。过去大家都称呼川军为“双枪兵”，不少人误以为川军多“大烟鬼”，并由此质疑其战斗力。其实这是个误区，将川军与嗜烟土抽鸦片不堪一击的黔军旧部混为了一谈。川军士兵喜欢抽的，是被四川人称为“叶子烟”的旱烟。

　　如今，凭着竿身上刻着的“中华男儿上战场打日寇”，“旌旗一片立功劳，万马军中赴战场，马上官长传下令，不除日寇不回乡”等内容，这3根旱烟竿已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化作64万魂牵天府埋骨异乡的川军将士的铮铮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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