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取消生物等效性试验审批

　　临床试验除了三期临床，还有另外一种——仿制药的生物等效性实验。简单说来，该试验就是让受试者在不同的时间服用等量的仿制药样品和被仿原研对照药产品，然后检测其血液浓度，计算、对比它们在人体内活性成分吸收的程度和速度，从而评估仿制药样品是否达到审批要求。

　　对于生物等效性试验，国际上都不要求审批，企业自己做就可以。但在我国，企业在做试验之前须先经药审中心审评，获批后才可以进行；企业做完试验之后，再提交有关数据和材料，进行上市审评、审批。

　　早在十几年前，李卫平就呼吁取消生物等效性试验审批，但至今未被采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担心发生安全问题。

　　“生物等效性试验一般不会产生安全问题。”李卫平说，试验用的原研对照药是早就批准上市的，安全性已经通过临床验证；仿制药样品是企业参照标准品研发的，受试者按临床规格正常服用，发生风险的几率非常低。

　　“临床审批应随着制药水平的发展而改变。”张象麟说，“30年前我国的制药水平整体不高，我个人认为这个试验的审批还是必需的，否则会出问题。但到了今天，我国所有药厂的生产基地都达到GMP（产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仿制水平也普遍提高，生物等效性试验审批应该放开了。”

　　“当然，放开以后药审中心要对企业提交的生物等效性试验数据严格审核。”李宁说，既要到医院核查临床数据的真实性，也要到企业去核查试验所用样品是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一旦发现有造假行为，不仅对上市申请一票否决，还要进行严厉惩罚，包括取消企业的申报资格、生产资格和临床医院的临床资质等，让他们得不偿失。”

　　“生物等效性试验审批放开，不仅为企业省去了三四年的等待时间、节约了可观的审评资源，也会增强企业的责任心和自律性。”张象麟说，原来企业是“两报两批”——先报临床再报上市，生物等效性试验由药审中心把一次关；改成“一报一批”后，企业自己做生物等效性试验，做完后一块报上市。如果数据不好或者造假，就会被一票否决，前面所有的投入就都打水漂了。“‘一报一批’造成的损失比‘两报两批’的损失更大，假如你是企业，哪种方式更让你认真？一定是‘一报一批’，因为你的责任更大、投入也更大。”

　　“在积压的18500多件待审任务中，仿制药生物等效性试验审评占了近1/3。”李宁说，光取消这一项，药审中心就会减少6000件左右的任务量。

　　应实行上市许可人制度，放开委托生产

　　多位受访者指出，在放开生物等效性试验审批的同时，还应放开委托生产，实行上市许可人制度。

　　所谓上市许可人制度，就是指药品上市许可的申请人既可自行生产，也可委托具备条件的生产企业“代工”。该制度的核心，就是允许药企接受委托加工。

　　我国则是把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捆绑在一起，药品批准文号只颁发给具有《药品生产许可证》的生产企业，不颁给个人和研发机构?；痪浠八担芯炕够蚩蒲Ъ已兄瞥鲂乱┖蟊匦胱约和蹲式ǔ?，不能委托企业生产。另一方面，企业不能接受委托生产，要想生产药就得自己研发、自己申请注册。

　　“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捆绑’，造成了大量重复申报和重复建设。”张象麟说，我国现在有4700多家药企，如果1家企业1年申报两个产品，不就是9000多个吗？因为不能委托生产，企业想上新产品得自己上生产线，如果卖得好，就会继续扩建；一旦生意不好，生产设备就闲在那儿，企业就得找新的仿制药报——这是每年新增1000多件临床申请的重要原因。

　　据统计，目前我国药企的设备闲置率在50%以上，造成了严重的虚假繁荣和大量的资金沉淀。

　　早在2007年，李卫平就呼吁实行上市许可人制度。“实行这一制度后，大企业可以不必到处新建、扩建生产线，把资金和精力放在产品研发、质量管控、品牌维护上，小企业可以接受委托生产，不必费尽周折自己研发、自己申报——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实施许可人制度，是对新药研发者的最大激励。”宋瑞霖指出，目前我国涌现出许多做创新药的研究机构和研发型公司，他们的技术能力很强，但缺乏资金、没有生产基地。如果实行上市许可人制度、允许委托生产，他们就可以把有限的资金和精力用在研发上。“实行上市许可人制度并不存在法律障碍。”他说，现行《药品管理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药品生产企业可以接受委托生产药品。

　　据了解，国家食药总局下一步准备在创新药中开展上市许可人试点。对此，张象麟认为，试点不应只局限于创新药——我国一年批的创新药为数很少，只在创新药中试行推广价值不大。“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低水平重复，为什么不在仿制药这块放开呢？”

　　应制定中国的“橘皮书”，提高仿制标准

　　为遏制低水平重复申报，业内有一种声音：对仿制药进行数量限制，同一个品种只允许前10家、20家报。

　　“重复不一定就是低水平，后申报的不一定比先申报的水平差。关键是要提高技术准入门槛，把水平低的挡住。”宋瑞霖和张象麟指出，“卡”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不仅有违公平的市场竞争，也不利于提高质量、降低价格。他们建议：参照美国“橘皮书”（OrangeBook）的做法，推行统一的仿制高标准。

　　据宋瑞霖介绍，为鼓励企业生产高质量的仿制药，美国药监局把仿制药物的参比药品信息纳入“橘皮书”，包括其安全性、疗效、专利?；ぷ刺雀髦中畔ⅲ凰械姆轮埔┢繁匦胙细癜凑?ldquo;橘皮书”中所列的标准品模仿。“在我国，除了首仿要求按照创新药的标准外，其余都是按‘国家标准’。而‘国家标准’又没有统一的标准品，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重复申报。”

　　没有统一标准品的另一个后果，是把仿制药的水平拉低了。据介绍，一般而言，首仿只能做到原研药的80%，二仿只能做到首仿的80%……如此一来，仿制药的质量和疗效就会一代不如一代。

　　据医药界的一位知名院士介绍，国内有数十家药厂在仿制同一种胃药，其中只有一家的疗效和国外的差不多，其余的都是安全低效，甚至是安全无效。

　　专家指出，现在制定中国的“橘皮书”其实不难——国外的标准品可以比较容易地拿到。

　　“即使有困难，也可先指定统一的标准品，要求所有仿制药都必须参照这个标准品来，达不到要求的申请就不批。”宋瑞霖说，“这样不仅会大幅减少低水平申报，也会显著提高仿制药的质量和水平。”

　　宋瑞霖举例说，当年搞GMP认证，国内许多企业抱怨：花钱太多、困难太大、做不到。“结果怎样呢？强力推行之后，药厂由原来的7000多家缩减到现在的4000多家，都通过了高标准的GMP认证。”

　　“‘橘皮书’不是做不到，关键是要下决心。”宋瑞霖说。

　　本报记者　赵永新　吴月辉  受访者：李卫平（西安杨森制药原高级总监）  张象麟（沈阳药科大学亦弘商学院院长）  郭云沛（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  宋瑞霖（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  李宁（赛诺菲亚太区高级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