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苦衣伍木一家煮土豆吃

　　各路媒体记者和政府人员踏进家门

　　早在今年6月，大姐去学校时就看到教室墙上贴着妹妹写的作文，当时这篇作文还没有被媒体关注。大姐说“看了心里很难受”，于是姐妹相处时，谁也没有谈过这个话题。

　　木苦衣生木说，最难的时候，她们家靠两个低保指标——每月100元维持生计。但自去年6月，政府为五姐弟发放孤儿生活补助专项救助金，每人每月有678元。5个人加起来每月能领到3000多元。宝石村村支部书记潘小伍介绍，该村人均年收入才5000余元。

　　“他们缺的不是钱，而是关爱。”四川省索玛花基金会理事长黄红斌强调。

　　班主任任中昌老师曾到木苦衣伍木家进行家访，送给木苦衣伍木一只粉绿相间的玩具——卡通小牛。这是家里看得见的唯一玩具，也是房间内颜色最鲜亮的物件。这几天，各路媒体、政府人员踏进家门，木苦衣伍木大多时候不知所措，她低头摆弄手上的小牛，别人问话时，多回以点头或摇头，但一直在笑。她告诉记者，自己非常喜欢老师送的这件礼物，晚上睡觉时，都会抱着小牛。

　　小弟弟木苦小杰特别黏人，他喜欢让人抱抱，体重轻得跟城里三岁小孩子差不多。他会在镜头前大方地“摆造型”，爱在电视机前仰头看《熊出没》，还喜欢灰太狼。来探望的热心人士临走前说“拜拜”，他挥手追着喊了一路的“拜拜”。

　　外人面前，大姐木苦衣生木俨然家长模样。她隐忍、得体，说得最多的是“还好”、“还行”，避谈过去苦难。但她的朋友圈签名，写的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过的有多累”。

　　老二木苦小平，2014年8月辍学，当时六年级还没读完。他自己解释称，放学后要干农活，没时间复习功课，学习成绩不好，就不想读书了。去年12月，他只身到江苏无锡，投奔在那里打工的表哥。

　　“要不是家里穷，爸爸也不用去打工了”

　　木苦衣伍木的遭遇，在大凉山并非个例。木苦衣伍木所在的宝石小学四年级教室，贴着语文老师选出的优秀范文，包括《泪》。挨个读下去，愈发感觉，墙面上的文字更像大凉山农村图景的微缩版。针对此前出现的对该作文真实性的质疑声音，校长吉木给四年级教室多加了一把锁。

　　12篇作文中，有3个孩子提到眼见父亲或母亲的死亡。其中，既有木苦衣伍木这样被认定的孤儿，又有格吉日达、阿支阿呷木这样的事实孤儿——彝族民俗中，母亲改嫁不带孩子。被留下的孩子，只能跟爷爷奶奶或叔叔伯伯生活在一起。有的缺少关爱，情感难以宣泄。这种经历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何种冲击，外人似乎很难揣测。但仅从他们的文字中，便能感受到绝望和悲伤。14岁才读四年级的格吉日达写道：“我一个人守在父亲的房里，可是我的父亲没过几天就死了。妈妈领着自己的孩子，在我身边哭泣。她说，我要走了。”

　　黄红斌转述支教老师的话称，格吉日达是个聪明又内向的孩子，作文尤其写得好。但他的爸爸早年病逝，母亲改嫁。总有社会上的朋友到学校找他逃课去玩，他有点没法安心读书。

　　被志愿者接到西昌索玛花儿童村后，政府曾委托其亲戚询问，他是愿意回来还是继续留在儿童村。格吉日达选择留下。志愿者解释，他在家里时只有奶奶，俩人居住在土坯房子里，交流很少，生活状况也不太好，从他家到学校要步行半个多小时。到西昌后，有同龄孩子在一起生活，还有他熟悉的老师，格吉日达开朗了很多，对功课更加上心。

　　还有三四个孩子用并不太熟练的汉语抒发着留守儿童的感伤。如老师眼中乐观的小胖子尼苦拉哈会在作文里写：“爸爸姐姐都去很远的城里打工了。每次我到山上砍柴，就望着火车开来的方向，盼着他们。我问：亲爱的老爸，你在那城市里过得好吗？爸爸说：还好。可我知道，他们在城里打工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