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苍南老家，俗家姓吕的智通也早已成为传奇。三十年来，他一直游走在僧俗两界，朋友遍及政商文化领域。“他跟各方面关系都很熟，经常有各种领导来这视察交流。”黄姓女子告诉记者。

　　“有一年清明节宗族参拜，整个家族的宴请，就是智通一个人埋单，大概花了接近二十万元。”一位当地村民回忆说，而智通同宗的一位兄弟直接拒绝出席，“吃了这饭是有罪的”。

　　不过智通否认黄姓女子对自己吃荤的指控，也否认自己将寺庙的钱转移给家庭。“我不是乱来的人。”智通说，他14岁出家，“我是受过戒，后来因缘到了，1984年才还俗结婚。”智通自己表示，一直到2014年，他因为感情不和，才和妻子离婚。

　　他对记者介绍，结婚后他仍在修行，去年曾有人开高价向其销售戒牒，但他并未购买。（观察者网注：戒牒是由僧官机构及传戒师签发给受戒僧尼以证明其所取得资格的凭证。）

　　“僧装、素食、独身，这是中国佛教界公认最底线的戒律。”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灵隐寺方丈光泉大和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但显然，对智通而言，这并未妨碍他在佛教系统地位的晋升。“他跟民宗系统和统战系统的官员很熟。”苍南县佛教系统的一位寺院住持告诉记者，虽然不是僧人，但智通一直以来在苍南佛教协会担着要职。1994年到2006年，他历任苍南佛教协会三届常务理事，四届副会长，目前还是苍南佛教界唯一的温州市政协委员。“无论是副会长，还是以前动议要他当会长，协会内部一些僧人对此一直有不同意见。”这位住持说。但这些反对的声音并未起作用。

　　一位没有僧人身份、一直饱受争议的人，如何成为县佛教界在市政协的唯一代表？分管佛教事务的苍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陈士洪拒绝对此作出回应，“我很忙。”他匆匆挂断电话说。

　　“他是由民宗系统通过统战部推选过来的，具体过程我们也不知道。”温州市政协委员工委主任黄林华说。

　　温州市佛教协会对此亦表示无能为力。“温州市佛协一直不给释智通任何职务。”温州市佛教协会的一位副会长告诉记者，此前苍南县佛协曾几次将其作为代表向市佛协理事申请上报，但都被市佛协驳回。

　　“市佛协历来反对他在苍南县佛协担任任何职务，前几届市政协推荐佛教界委员，征求市佛协意见时只要看到释智通出现都提出反对意见，而这届释智通推荐当选为市政协委员，市佛协一点都不知情。”温州市佛协的官方文件声明说。

　　纯粹是利益使然

　　出于被报复的担心，杭州律师钱明（化名）和家人要求对其个人和关键信息全部做出匿名和模糊处理。4年前，她曾替浙南老家的亲戚代理过一家寺庙的纠纷，延宕至今。

　　“我们家族都是做生意，在举报假和尚后，一直就被打击报复，现在都怕了。”7月29日凌晨6点，她又给记者打来电话，再三嘱咐。

　　这家陷入风波的寺庙，位于浙南某地市区城郊接合部。寺庙规模并不大，建制也不完全，是由信众自筹资金建立。

　　它的利益巨大。钱明介绍，寺庙的收入，主要由信众捐助和佛事收入构成，小庙的捐助不多，但光佛事收入，就颇为不菲。

　　钱明介绍，以这家寺庙为例，佛教的佛事，分大众佛事和个人佛事。大众佛事由四方信众参加，每期固定7天，农历一月是拜万佛，二月观音圣诞，三月拜济公，五月拜十方，六月再拜观音，七月拜地藏王，还有兰盆会，九月又拜观音，十月拜梁皇，十一月拜阿弥陀佛，十二月拜释迦牟尼。每月还都加上一场吉祥法会。

　　每场的大众佛事，参加香客众多，参加的人都要交钱，分为大牌位和小牌位，大牌位每位收取1280至3000元不等，小牌位收取二三十元。

　　以拜梁皇为例，此法会须连做三年，一年收取一次费用。光一次拜梁皇，收费就可达二三十万元。而第三年的末次法会，收费更可高达四十万元以上。

　　个人委托的佛事，一场佛事也是固定7天，收费最少8800元。这还不包括供天（购买供奉的礼品）、焰口（晚上招魂后给僧人的红包费）以及招待费用。

　　“每年的乐助款，每位信众多则几万少则数百，也是笔不小的收入。”钱明说，这间寺庙，一年收入二三百万不在话下。

　　虽然按照规定，寺庙收入应设立会计出纳制度进行监管，但多位僧人表示，在很多地方，这套财务制度始终未能建立，名存实亡。

　　或许是觊觎这笔脱离监管的收入，信众们当时本已邀请一位有戒牒的僧人主持，但很快，这位僧人就被赶走。一位有背景的香客领来了一群僧人入驻。而这些新来的“僧人”，也没有一人出具过戒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