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辜胜阻与成思危在浙江调研途中。

　　成思危先生与病魔抗争多年，我每去探访他，他总是豁达乐观谈工作、谈疾病、谈生死。7月11日下午四点多，先生处于弥留之际，我赶到协和医院见了先生生前最后一面。12日凌晨一点得知先生已与世长辞，尽管有思想准备，噩耗传来，我仍然十分震动与悲痛。

　　评工作交往

　　他是我的良师益友

　　他告诫我，在政府工作中要“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

　　近二十年的交往，先生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最尊敬的良师和忘年益友。

　　我和他同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最先是从全国政协的大会发言中了解他。1996年，他担任民建中央主席，我是民建中央常委。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97年全国“两会”期间，我从美国哈佛大学回国参加全国政协大会。见面时他告诉我他要领衔向政协提出风险投资的提案，授意我对美国风险投资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建议最好去美国硅谷进行实地考察，因为风险投资起源于波士顿，但成于硅谷?；嵋榻崾得篮螅野聪壬囊饧?，实地考察了世界风险投资最为发达活跃的硅谷地区。

　　1998年，我从武汉大学教授调任武汉市副市长，赴任前，他在他的办公室与我长谈，临行前告诫我，在政府工作中要“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这成为我在地方政府工作8年的座右铭。

　　2002年，我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研究的专家，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成先生特别邀请我代表全国工商联参与民建主办的一年一度的“中国非公经济论坛”和“中国风险投资论坛”。2006年开始，民建中央面临换届，成先生多次动员我从工商联回归民建，并希望能作为经济学家就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代表民建发出声音。

　　我同他最后一次工作上的见面是2014年年底的国际金融论坛?；崆?，他专门打电话给我安排我的演讲，希望我能参会讲些什么?；嵘险錾衔缢允甲灾兆魑嵋橹飨鞒只嵋椤Ｖ形?，我们共进午餐时，他还不停问及我在全国各地的调查研究工作。

　　作为学者和民建成员，我有机会参与先生主持的各类学术活动。我聆听先生的学术演讲百余场次，每场都是艺术享受。他演讲儒雅大方，淡定从容，观点鲜明，论据充分，逻辑清晰，十分精彩，每场都会赢得热烈的掌声。

　　评历史影响

　　他是中国风险投资的拓荒者

　　他是历史转折的推动者、成果卓著的理论家。风险投资及创业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研究是成先生拓荒式的研究。由此，他被称作“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和“中国创业板之父”。

　　每次经济出现转折时，我都习惯地上网看看他老人家有什么观点。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成先生开创性地运用复杂性学科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在金融改革、资本市场、虚拟经济、管理科学、绿色发展、社保体系、自由贸易区、创新经济、智慧城市等方面有重大建树。他学贯中西，兼通古今，掌握多门外语。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对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非常娴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