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读懂成思危的“危言大义”

　　怀念一位智者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的思想化作现实的启迪。对刚刚离世的经济学家成思危，惋惜追悼之余，人们更要认真回味他留给世人的忠告，并读出个中深意。

　　成思危今年5月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研究金融问题需有战略观》，被视作他的“告别之作”，文中对坊间盛行的“阴谋论”表达了明确的警惕和忠告。成思危写道，“一些人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都当成阴谋，把国际金融活动比作你死我活的战争，主张要抗击国际阴谋。实际上，这并不符合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情况。有些人可能是真的担心，但更多主张‘阴谋论’的人有着不同动机。”

　　就在这番话面世后的一个多月，中国的资本市场经历了一次空前震荡。人们应该记得，在股市最不安的那几天，坊间出现了不少千奇百怪的“阴谋论”。不假思索地怒揭“外鬼”、狠批“内贼”，一度是很多人的下意识选择。但这样的过度阴谋论并没有确凿证据，有的甚至只是一些人的臆断；对其的一味追随，却可能掩盖许多原本值得反思的真问题。

　　经历过这些再来看成思危的提醒，不能不佩服老人的远见。成思危当然不是要做股市的预言家，这番言论之所以发人深省，并且在一轮波动过后更值得品读，恰是因为其点出了发展中某种共通的真理。

　　不唯“阴谋论”，当然不是全然无视“阴谋”的可能。今天的国际格局中自有竞争和较量，金融领域也不乏“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选择进入国际金融体系，就意味着随时做好“应战”的准备，金融安全必须得到保障。但准备好“应战”，并不等于目中“所见皆战”，更不等于将一切风险、隐患和弊端全然归罪于外在的“阴谋”——这既不符合客观现实，更不是改革应有的态度。

　　作为金融改革的长期践行者，成思危深知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不在“罪外”，而在“求己”。他曾无数次呼吁加强金融领域的监管水平，呼吁以改革来革除资本市场存在的缺陷；对自己最倾注心血的创业板，他也不留情面地直言其中“企业创新不足、估值过高、虚假信息和内幕交易”等诸多问题。显然，一味怪罪“阴谋论”，不可能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如同成思危在“告别之作”中所写的，要真正提高抗击阴谋的能力，就必须提高自身的金融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还是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也无法抵御国际金融风险”。

　　就金融论金融，这已是极具说服力的战略观。而这番忠告的意义，更在金融之外——任何领域的改革事业，乃至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面临着一个“求己”的问题。改革知易行难，多有阻挠障碍。有时候问题解决不了、进度推不下去，或是改革触及了自身的利益，人们便很容易去寻找外因，包括归罪于这样那样的“阴谋”。岂止金融，“阴谋论”在许多领域都有市场，甚至被一些人视作屡试不爽的挡箭牌，成为逃避自身责任的“万能理由”。

　　前些日子重回公众视野的前“五毒书记”张二江，谈及昔日玩弄女性的腐败举动，称其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原来连官员的腐败，都是别人的“阴谋”在作祟呢。但这番话透出的某种潜意识，却不能简单当作笑话。防“阴谋”之心不可无，但“万事皆阴谋”的思路同样不可有。不然的话，连自身的责任使命都忘乎所以，一切又将从何谈起？

　　回到成思危的“最后忠告”，读懂它的内涵，就是要重拾一种“反求诸己”的意识，将必要的重心放到自我革新上来。许多人悼念成思危，为他的名字添上“盛世思危言”的注解。老人本人认不认同这种“解名”，我们已经无从获知；但把握其“危言”背后的大义，进而对改革事业有所助益，一定是他所乐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