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怀鬼胎扬名获利

　　制造混乱另有所图

　　那么，这些“维权”律师、推手和“访民”在一次次“维权”炒作中能获取什么好处？他们这样做是否还有更深层的目的？

　　黄力群、翟岩民、吴淦、刘星等人供述，他们的目的就是扬名获利、制造社会混乱。这种炒作模式之下，每一个环节的参与者都有利可图——

　　对于律师而言，本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介入后使得事件、案件的关注度更高，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大，律师也会因此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如果能代理还能挣代理费。

　　对于律所里的非律师人员，例如吴淦，“在炒作敏感事件中，既提高了名气，扩大了影响力，而且在每次募捐中借机敛财，落下了不少钱。”又如，负责向境外网站发“声援”新闻的人员，“他们发完东西署自己的名字，那些网站的人会找到他们，给他们钱。”

　　对于“访民”而言，尽管与这些敏感事件没有关系，但他们参与其中，首先能够借机让自身诉求得到律师的援助；其次，能够引起自己家乡政府的关注，对于解决自身诉求有利；同时，还能得到一些经济方面的利益，除了差旅费实报实销之外，还能得到数百元的补助，如果被拘留还有“拘留补贴”。

　　对于翟岩民这样的推手而言，每参与一起敏感案事件，能领到少则数百元、多则数千元的“补贴”，在“圈”内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我感觉很好，因为我没有收入，既可以赚钱，又可以得到别人特别是访民的尊重。”

　　对于锋锐律所而言，炒作是扬名获利的“捷径”。经过一系列热点案事件的炒作，锋锐所名声大振、财源广进。正如周世锋所言，用法律框架内的方法很难打赢一些官司，就是要用法律之外的手段赢得官司，让其他人都看到锋锐所在这方面的本事。

　　连日来，黄力群、翟岩民、吴淦、刘星等人对自己的涉嫌严重犯罪行为进行了深刻反思，并认识到了所谓“维权”活动对社会的严重危害——

　　“我被周世锋给骗了，他利用了我曾经在国家机关工作过的身份，为他自己抬高身价、招揽生意。我成了他的招牌和工具。”黄力群供述，周世锋不但怂恿他提前退休，而且几次设套，不告知案情却让他去代理敏感案件，并安排记者采访他，“把我当成枪使”。

　　“我们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造成了交通堵塞等严重的社会混乱；错误引导了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让他们对政府产生不好的印象，甚至也要参与进来；给其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炒作的机会，达到他们丑化政府形象以及更多不可告人的目的。”翟岩民说。

　　“我觉得对于律师而言，要利用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绝不能像锋锐所那样，用一些卑劣、下流、非正常的手段，严重破坏了法治建设，与公平正义背道而驰。”翟岩民说，“不管你有什么诉求，都要在法治的轨道内进行。真的不能再去炒作一些敏感事件，不能去宣扬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们必须烘托出社会的正能量。”

　　目前，周世锋、刘四新、黄力群、王宇、王全璋、包龙军等多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另据警方披露，周世锋等人涉嫌其他严重违法犯罪。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12日 0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