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纠偏：谨防社区建设“大跃进”与“一刀切”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的农村社区历经多年发展，确实大大改变了昔日村落的落后面貌和人居环境，使当地农民过上新的幸福生活，然而，也有相当多的地方路子走偏，步子踩空。有的不尊重农民意愿，无视建设农村社区的硬约束条件，不遵循乡村与城市生活空间和文明形态的不同运行路径和发展规律，盲目规划，片面模仿，以行政化、运动式、“一刀切”的强势推进撤村并居，大拆大建，恨不得一夜之间消灭旧式形态的村庄而代之以集中居住、整齐划一的楼群小区。不少地方以城乡一体化名义强推“就地城镇化”，打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幌子，钻“增减挂钩、占补平衡”的政策空子，大搞圈地运动和房地产开发，捞取土地财政，炮制形象工程和发展政绩。

　　有识之士指出，即使部分农村社区“就地城镇化”出于良好初衷和积极的构想，但亦难解决县域范围内产业空心化，就业机会严重匮乏，县域财政公共服务覆盖不到、提供能力不足等现实问题。漠视这些与“人的社区”密切相关的根本问题，导致的结果是农民被动“上楼”，生活成本大涨；空置房和“烂尾楼”导致的土地、资金浪费现象触目惊心；县域就业机会不足，农民仍须选择外出务工等等。

　　2014年3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完成针对全国农村90个社区、1789位农户的调研后，发出预警：谨防农村社区建设走向形象工程。

　　该调研发现，社区建设政府主导，农民、社区参与不足，存在“外生强内生弱”的困境；社区发展惠民不足，在促进就业、提高收入方面的效果有限，面临“重建设轻发展”的困局；社区管理定位不清，面临“有机构无机制”的难题；社区公共服务欠缺，面临“重短期轻长远”的问题。

　　该项调研数据显示，农村社区建设主要出于“政府政策规划”的占比为67.42%，出自“农民自发要求”的比重为15.73%，还有“产业发展或公共工程建设需要”占比是16.85%。

　　在一些地方，农村社区建设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外力推动”，而某些地方政府推行撤村并居，“醉翁之意”只在乎农民的宅基地和农村建设用地，眼睛盯着“土地财政”、“地产开发”。

　　新建农村社区往往由政府主导，协调开发商定向承建，一些开发商不择手段压低建设成本，致使新楼质量低劣，“被上楼”农民口有怨言。中部省份某市3个村庄拆迁合并为1个新社区，2013年完工，共建有49栋高层住宅。村民网上发帖抱怨：地面开裂，房门纸糊，墙体漏水，已铺地板砖的厨房、卫生间防水要重做。

　　自2006年试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开，作为解决建设用地紧缺的这一制度创新，被部分地方政府异化放大和突破利用，盲目实施大规模撤村并居。

　　按照规定，增减挂钩项目区应在试点市、县行政辖区内设置，封闭运行，有些地方却违规有偿流转建设用地置换指标。此外，增减挂钩周转指标3年内应归还，而实际执行中许多地方拖延复垦归还耕地。据国土资源部调研组对24个试点省份调研，有的地方政府、开发商与国土监管部门串通作假，拖延复垦耕地，有些只是推平了事，其中布满建筑垃圾，无法耕种。

　　曾参与策划社区建设的深圳一家咨询公司董事长表示，生活方式转变的前提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民就地城镇化的核心是实现非农就业，而不只是村落形态上的简单聚合。如果违背规律盲目建社区，必定难以为继。

　　针对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空城计”、“烂尾楼”现象，河南省委农办一位负责人表示，2014年经过全省范围摸底调查后明确提出：已经开建的要尽快完工，避免形成“半拉子”工程；建好的要完善公共设施，确保农户搬迁；尚未开工的则要重新论证，在城镇规划区外不允许再建新型农村社区。

　　据不完全统计，河南先后开建的新型农村社区有2000个左右。不久前，一项名为“瘦身核减工程”的行动悄然推行。

　　今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特别提出三个严禁：严禁强制推行大拆大建、撤村并居，严禁违反土地利用规划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严禁以“管委会”等机构取代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