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是从法律制度到法治实施的实践论。“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全面依法治国”是一场向“人治”宣战的革命。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用法治规范和约束权力，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维护人民的权利。全面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等的活动完全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法定人权本质上是人的利益和需要的法律化表现形式。人民群众是这场革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更有赖于人民对法治的真诚信仰。

　　“四个全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的价值挖掘

　　习近平同志指出：“四个全面”是“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来的战略布局。即，提出“四个全面”的目的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来理解“四个全面”的价值所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重要论述为塑造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奠定了理论基础，深刻阐述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自由与规则、条件的关系。同时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和美好远景，即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共同富裕的统一。“小康社会”概念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重要内容，“全面”则是“共同富裕”内涵的哲学体现。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是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统领，对实现中国梦具有直接的现实价值。

　　“全面深化改革”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之必经之路。改革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永恒的主题。发展解决的是经济基础的困惑和难题，改革解决的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羁绊和滞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是对发展的“追认”，生产方式变了，经济基础变了，社会阶级关系变了，要通过上层建筑来“追认”这些变化，通过上层建筑来“追认”这些变化的过程就是改革。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领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进入深水区，其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需要既坚持以系统思维聚合力、以系统论方法谋全局，又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才能实现全局与局部相配套、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渐进与突破相衔接。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功也。”改革从来都是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孙子兵法上说：“上下同欲者胜”。推进改革需要中央与地方、执政党与参政党、政府与民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结成牢固的命运共同体，由此激发出强大的改革正能量。“全面深化改革”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法宝，对实现中国梦具有直接的推动价值。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恰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只有全面依法治国，才能实现政府清廉、干部清正、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文明。“全面依法治国”需要人民民主、法制完备、树立宪法法律权威、权力制约四个重要机制。人民民主是依法治国的政治基础，法制完备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权力制约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表现在，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自觉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团体和个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意味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政治性、人民性和法律性的统一。“全面依法治国”是我国制度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实现中国梦具有直接的支撑价值。“全面依法治国”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对“法治”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