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欺凌频发，社会何以解围？

　　日前，“浙江一男童遭多名少年暴打”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受害男童被缠绳索遭多人拳打脚踢，还数次被烟头烫伤。事发当地浙江庆元县，有关部门通报证实并还原了事情经过，涉事学生均未满14周岁。

　　这已经不是近期发生的第一起校园暴力事件，有媒体统计显示已有超过17起类似事件上演。

　　惨剧发生的诱因往往很小，但如此幼小的少年选择采取如此残暴的解决办法，着实耐人寻味，也让成人世界震惊。“这么小的孩子，残害年纪更小的孩子，手段如此歹毒残忍”，这显然不是个别人在看到那段极其残暴的欺凌视频时的感慨，结合近期频频爆出的类似事件，很多人不免会问：为什么此类事件现在这么多？在眼见各种残暴的行为之后，甚至不免有人会愤怒地呼吁，采取更严苛的法律手段来对个案施暴者进行惩处，以期达到惩罚、告诫和威慑的作用。

　　但静下来细想，不难发现，类似视频所见的各种校园欺凌事件，在资讯并不如现在这般发达的往日记忆里，可能也存在不少场景相似的事件，所不同的，可能是由于智能手机等拍摄工具的普及，使得残暴过程映像得以保存，甚至成为某种可以炫耀的资本。虽然没有严谨的对比数据可以支持上述趋于个体感受的粗放结论，但必须承认的是，正因为视频的大量出现，让互联网+时代的校园欺凌，变得如此近在咫尺，使震惊更烈，也使疼痛更久。

　　校园欺凌现象，它存在，且一直都存在，以我们熟悉或者不那么熟悉的方式，倔强地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群体中寄生、发酵。在认可这一事实的前提下，需要探讨的可能更多是社会各界如何从个案的愤怒中更理智地抽身，思考缓解和根治的办法。当然，这并不是说，个案的调查、处理与善后不需要关注，包括最新发生的浙江庆元校园暴力事件在内。虽然校园欺凌可视为持久未得化解的社会顽疾，但个案发生依然有具体而真实的原因，包括涉事少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监管与安保、政府部门的治安巡防等，都有要反思、可追责的问题。

　　从个案出发的问题反思与讨论，首先要看到并明确的是，法律(尤其是刑法)并非万能。借由个案残暴场景而激发的社会义愤，往往将落脚点放在严惩施暴者的层面，但此类校园欺凌事件的当事人，往往年幼(以本案为例，都不满14周岁)，在现行法律的空间中，对其进行惩处的尺度有限。事实上也可以反过来想，对一群涉世未深的少年，刑罚的严惩是否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尽管，确实需要更严厉的方式，来告诉那些虽涉世未深但已经有分辨能力、有记忆能力的少年：错了就是错了，你的错误几乎不可原谅。

　　法律不是万能的，在法律之外，社会的职责与作用尤其需要重申。类似的校园欺凌事件中，有非常对的共性有待归纳汇总：不论社会角色定位、心理的养成出于怎样的家庭教育，学校在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是缺位、越位还是被异化。霸道、冲动，倾向使用暴力来欺压他人的欺凌者人格，性格内向、孤单、怕事的典型被欺凌者形象，以及在类似事件中屡屡出现的附和欺凌者，对其各自性格产生、养成的环境做反思，可能不难发现，学校教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愈发弱化，校园所能给予幼年学生的教育在失效，同时社会层面的其他影响却在此刻侵入，比如对暴力文化的推崇，家庭教育的过分宠爱放纵或者不闻不问。与此同时可能还有，教育资源的极度不均衡分配，导致青少年的所谓被动“分流”与义务教育序列中学校本身的好坏、优劣之分同步。城乡教育的差异导致农村学校成为校园暴力的重灾区，城市内学校的优劣之分又将一部分学生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卷入腥风血雨、放任自流的状态。

　　复杂的社会问题缠绕在一起，是过去以及当下诸多校园暴力事件屡屡发生的原因所在，寻求解困的思路显然比个案愤怒的消解要难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校园暴力的记忆或许多少会因对青春的怀念而涂上一层曼妙的色彩，但校园欺凌问题的解决，不能一味被动倚靠社会与每代人的自我治愈来完成。社会组织是否可以适时而动，教育体制改革是否应有更宽阔的眼界与更厚重的责任感，家庭、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否亟须重新定位，这些都是待解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