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一个动作，一种语气，一首诗歌都能拉近医患双方的距离

　　把杂志上的名字埃尔文，变成会场上的座位名牌卡，郑家强院士和安杨的团队颇费了一番周折。最终，这个帅气的光头教授如期出现在会场。

　　埃尔文的团队开发了一些辅助工具帮助医患决策，比如单种病的相关数据、相关视频等等。在美国，医生会提前把相关的视频、数据等寄到病人家中，让病人在门诊前预先了解相关知识，以节省门诊宝贵的沟通时间。

　　在现场，他和助手朱里安模拟了一个场景。金头发的朱里安扮演一名50岁左右的男性，这位病人有稳定性的心绞痛，九点钟来看门诊，这里有两个合理的治疗选择：支架和药物控制。

　　医生：“听说过支架吗？”

　　朱里安：“听说过。”

　　医生：“下周就可以做支架手术。”

　　朱里安：“有个问题，光吃药可以吗？如果光吃药会有什么风险吗？”

　　医生：“药物可能有副作用，但是我们可以调整药量。如果支架手术的话，有1%的人可能会因为心肌梗死而死亡。”

　　朱里安：“是否选择支架以后心肌梗死的风险会降低呢？”

　　医生：“支架不能保证心梗不复发。”

　　朱里安：“心绞痛会减少吗？”

　　医生：“如果使用药物，在服药之后一年中有52%的人是没有心绞痛的。而如果采用支架，这个数据会适当提高到59%，5年之后的数据没有任何区别。”

　　朱里安：“我需要考虑一下了。”

　　“小品”演完了。话题又转向别的，新的嘉宾又上场了，可钟南山还没“出”戏。他忍不住追着朱里安问：“你考虑好了吗？” 朱里安挠着头，笑说：“没有，再想想。”

　　有人估计直到朱里安上飞机，离开中国，“可能还没有考虑好”。

　　这实在是艰难的选择，但很多医生出于赚钱的考虑，不会告诉你52%、59%这两个数据，直接建议上支架。

　　一些医生的冷漠从何而来？我们的医学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北京大学医学部医院管理处副处长卫燕举了个例子：一个学生说，第一堂动物实验课给自己留下了很差的体验，因为操作不够熟练，所以老师配发的麻药并没有全部打入，致使兔子麻醉效果不好，操作的时候兔子一直在挣扎，她实在看不下去，请求老师再给兔子补一点麻药，但是老师头也不抬地说：不用了，就这么做吧！

　　卫燕说：“医学教育中我们要传播的不仅是其中的科学性，更要传播其中的人性。如果其他老师都像这位老师一样，完全没有尊重实验课上的弱小生命的意识的话，怎么能指望学生走进临床以后，能够自觉地把模式切换到尊重治疗对象上去呢？”

　　这样的课堂让人想起林巧稚的课堂。有一次，林巧稚给学生出了一道考题：到产房观察一个产妇分娩的全过程，把所看到的要点写下来。收到答卷，林巧稚只在一个学生的卷面上批上“Good”。当不解的同学围拢上去，看到这位同学比他们多写了一句“产妇额头上滚落下黄豆粒般的汗珠”时，一切都明白了。林老师是在告诉学生，走上临床的第一步就是要对患者的痛苦感同身受。

　　会场上，有人回忆在英国时，医生单膝跪在糖尿病足患者面前查房的场景：医生抱起脚认真地看，还用鼻子去闻。据称，英国医生查房是有一套规范的。无论医生的资质和年龄，推门的动作都是一样的轻。见到病人必定是主动伸手。与病人交谈时，医生附身屈膝，最终膝盖顶在床前的地毯上，刚好与病人的目光处于一个水平线上。

　　有人说，中国有全世界最复杂的医患关系，但医生的一个动作，一种语气，一首诗歌都能拉近双方的距离。在北医医院，有产妇听着齐秦的音乐生下孩子。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科的B超室门口，贴着一首狄更斯的诗歌《不要挤》。

　　于刚是号称“最能体现中国医疗现状”的北京儿童医院的眼科大夫。去年他和眼科的同事们在164平方米的科室，接待了21万名患者，平均一天看1600个病人。有时，他的问诊时间只有1分钟，他也想与患者“共情”、“交朋友”，可没有时间。他唯一能做的是，看到抱着患儿的妈妈离开时，轻轻拍拍她的肩，说句“别着急”。

　　快到下午5点了，发言仍然很踊跃，5个麦克风4个没电了，有人发言只能靠“喊”。仅有的一个麦克风被钟南山“霸”着，他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总结词。

　　他说这是一个没有抱怨、充满了正能量的会，是温情的会，大家没有过多地谈医学技术，而在谈怎样“共情”，这个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这个冷静、克制的老人总结时，用了“感谢你！”、“大家要爱对方，爱患者！”这样的话。

　　距离这个会场2000多公里外，开会的前一天，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院，一名男医生被患者泼汽油大面积烧伤。据不完全统计，最近20天里，全国范围内经媒体公开报道的暴力伤医事件至少已有12起。

　　医生很清楚，开会的此时此刻，也许中国的某个角落，这样的伤医事件正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