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仁教授访谈录

　　2011年4月6日，我们访问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德高望重的张友仁教授。以下是我们的访谈整理稿。

张友仁教授

　　马寅初校长对北大是很有感情很有贡献的。1949年春天，他从香港坐船到大连，路上打扮成大菜师傅，大菜师傅就是做西餐的厨子，然后转车到北京。一到北京第二天， 3月18日，一个人来到北大，身边没有带警卫员。他跑到北大干什么呢？是来看他五四时代的两个学生。一个是经济系教授、法学院长周炳琳，还有一个是经济系教授、经济系主任赵廼摶，我在北大的北楼门口，给他们照了一张相片。（见照片2：马寅初校长，周炳琳先生，赵廼摶教授合影）马寅初说回到北大就像回到了家似的那么亲切。马老五四时代就在北京大学担任教务长，后来到南方参加革命。他一直奋力地反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有一种不怕死的精神。1951年他回到北大当了北大校长。

　　马寅初校长（中），周炳琳先生（左），赵廼摶教授（右）合影。张友仁1949年3月18日摄于沙滩北京大学北楼（文法学院）门前。

　　我又想起北大五四时代经济系主任叫顾孟余先生。顾孟余对北大经济系的建立是很有贡献的。他从德国留学归来，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式来建立北大经济系，而且同时建立了北大经济系的图书馆，那个时候不叫图书馆，叫Arkives是指文献资料室的意思。后来翻译成中文先叫经济记录室，后来叫法政经济记录室。地址在北河沿北大第三院，有一个尖头的小钟楼，这个楼现在还在，不过那个院子现在归机械工业部使用了。

　　北大原来就有经济门，顾孟余按照德国的制度将它改造成北大经济系。后来，顾孟余到广州参加革命工作，在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中央秘书处工作。再后来，顾孟余当了南京政府的铁道部长，在他当铁道部长的时候，请来了一位德国人名叫列昂捷夫的当顾问，列昂捷夫那时候才20来岁，后来他成为很有名气的经济学家，还成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列昂捷夫解放后到北大访问时，提起过这段经历。

　　顾孟余后来成为汪精卫手下的一员大将，汪精卫叛逃后顾同他决裂，坚决不与他走。蒋介石当时要奖励他，就指派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可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要选举，他没有被选上。后来蒋介石又派他当中央大学校长。这时有人同他五四时期的学生周炳琳说，他当中大校长了，你要去帮助他呀！周炳琳说，当然，当然，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后来1948年夏，顾孟余到北京匆匆忙忙跑到周炳琳家中看他，我看到他们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周炳琳二十年代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就是通过顾孟余的介绍。在顾孟余担任南京政府铁道部长时，周炳琳是南京政府的教育部常务次长。

　　在我读书时，周炳琳教授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见照片3：周炳琳肖像）那时的法学院实际上是社会科学院，包括经济、法律、政治三个系。周炳琳教授讲授的课程有“经济学概论”、“欧洲经济史”、“经济理论”等。“经济学概论”是一年级上的课程，当时用的是费尔切尔德等人写的美国教材。“欧洲经济史”是三年级的必修课，用的是海顿写的英文教材。四年级的“经济理论”用的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

周炳琳教授 1892—1963年

　　他用过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是赵廼摶教授送给周先生的。赵先生在书上题记为：“余治经济理论有年愧无一得之愚，去秋枚兄（周先生字枚荪）返校主讲马氏之学，用赠此书以供参考云尔。枚荪兄存阅

　　弟廉澄持赠

　　1940年冬日 昆明”

　　他当时是怎么教的呢？首先，他把书中部分内容的要点用英文写在黑板上，同学们一边抄写内容，一边听他讲。然后再写新的内容和讲解。所以上经济学课程有点像上英文课似的，学生们给他的课程起个外号，“欧洲经济史”是三年级课程就叫“大三英文”，“经济理论”是四年级的课程就叫“大四英文”。那时候，北大法学院在沙滩北大北楼，图书馆后边那栋白颜色的三层楼，北楼里有文学院长和法学院长的办公室，以及文学院各个系的办公室和法学院各个系的办公室。从北楼门进去西边第一间房子就是经济系的办公室，当时经济系只有这一间房子，大概20多平方米。第二间房子政治系办公室，第三间是法律系的办公室。再往里边有一个套间是院长办公室，其中里间是院长本人的办公室，外边一间是院长会客室，法学院秘书熊正文就在这里办公，那时候熊正文既是北京大学校的秘书，又是法学院院长的秘书。

　　在院长办公室北边，是经济系的图书室。图书室有书库约20平方米，图书室藏书很丰富，包括中英等文字的图书，可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这些书籍都跑到北京政法学院去了。书库外有一间40平米的阅览室，它们之间有一个门相通，当时这个阅览室起了很好的作用，我当时在经济系做助教也兼管图书阅览室，北大地下党的教员支部经常在这个阅览室开会，有时开得通宵达旦。

　　下面谈谈经济系第二位老师, 赵廼摶教授、经济系主任。（见照片4：赵廼摶教授肖像）他当时既教一年级的“经济学概论”也教三年级的“经济思想史”，后来他把讲授的“经济思想史”讲稿印成了书，书名叫《欧美经济学史》，这本书1948年出版时，我做文字校对，校对好的书稿原本后来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要去当抗战时期的重要文物，收藏在恒温恒湿的地下室里保管起来了。当时这本书交给正中书局出版，正中书局1949年搬往上海，再后来搬到台湾，结果这本书最终在台湾出版，一共出了8版、9版，现在在大陆反而看不到这本书了。1959年在中国美术馆搞了一个图书展览，我和赵廼摶教授一起去参观看到了这本书，是海外出版的。这本书出了这么多版，赵廼摶教授并没有收到稿费，别的人替他打抱不平要求台湾给予赵先生稿费。台湾怎么回答呢，说他现在不在自由世界不能给他稿费，等他到了自由世界就给他稿费。赵先生一笑置之。

赵廼摶教授在写诗。（张友仁摄于1948年）

　　他这本书解放前只是文字，没有图表。解放后不知是哪个出版社给这本书又重新印刷，印得很漂亮，加了很多图片，书中讲到的外国经济学家的肖像和著作等的图片都加到里边去了。赵廼摶教授长期在北大工作（那时也没有退休制度），他一直住在燕东园。

　　赵廼摶教授还有一事要讲到，他们夫妇是钱学森的老师，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是杭州府中学的校长，钱学森小时候到北京考北京师大附中，当时师大附中是最好的学校，他父亲怕他考不上，就找赵廼摶给他补习中文、英文。赵廼摶的夫人骆涵素替钱学森补习数学、物理和化学，后来钱学森考上了师大附中并日后成为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父亲文革的时候去世，钱学森点名要赵廼摶参加追悼会，那时候北大经济系教师在37楼集中圈在那，睡在地板上。钱学森家人通过北大军宣队的特许，找到了赵廼摶教授参加钱家治的追悼会。

　　陈岱孙是清华大学的，在昆明西南联大是经济系教授，也当过西南联大经济系主任、法学院院长，那时候他才四十来岁。他二十几岁从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到清华大学当经济系教授、法学院长和经济系主任。在昆明西南联大他教授一年级的“经济学概论”，他讲课非常清楚，而且很遵守时间，下课时间一到刚好讲完课，学生都很喜欢上他的课。

陈岱孙教授在家中。（张友仁摄）

　　学生学习生活状况。西南联大的学生都到图书馆或茶馆看书。那时候有贷金帮助学生上学，名义上在学生毕业工作以后得要还给政府，但实际上工作以后并没有人要你还。当时的贷金刚好够吃饭，生活就过得去，中饭、晚饭两顿在西南联大食堂吃，早饭在校门口小摊上吃豆浆、糯米之类的。生活状况很简朴也过得去，但那时候吃的米很差，已在仓里放了很长时间，米里掺杂着沙子、耗子屎什么的。学生和教师的关系，上课时比较多，课下接触不多，平时还有一些春游秋游留下了一些照片。（见照片6：张友仁、季羡林等于香山碧云寺）学生毕业时做毕业论文或年度论文找老师指导有一些接触。有一张照片，是1948年秋游时，有我和季羡林，胸口都别着山上采的红叶。

　　1948年10月24日北京大学教师们到香山碧云寺敬谒中山先生纪念堂和衣冠塚，摄于金刚宝座塔，季羡林教授（中），张友仁教授（右二）。

　　讲一讲李大钊先生在北大的事情。一九二几年周炳琳从外国留学回来在北大教书，李大钊就在红楼一个教室里找周炳琳谈话。他说现在国民党的北方支部是我李大钊在领导，共产党北方支部也是我在领导，所以想发展周炳琳入党，他说你入哪个党都行，周炳琳就问了一个问题，关于革命前途的问题，之后就参加国民党左派，是李大钊和另外一个人介绍参加国民党的。后来，周炳琳在国民党某一次会议上被内定为中央委员，可是他和何思源两个人同当权的CC派闹翻了，没有当中央委员。后来快解放时周出席国民党中央全会，他跟冯友兰都被内定为中央委员，但那时周炳琳对蒋介石已不抱希望，他就中途退出没有被选。冯友兰先生虽然参加了中央会议，可是他对蒋介石说，你还是别让我当中央委员好，我不当中央委员还能替你说话，当了中央委员再帮你说话就不起作用了。所以他们俩最后都没有当中央委员。

　　冯友兰也是西南联大的老师，教我们伦理学的，我同别人合写了一本书专门讲冯友兰的，书名叫《实说冯友兰》。冯友兰是老北大的学生，后来到清华大学工作。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是罗家伦，后来学生闹事，罗家伦跑到南方就不回来了。清华没校长了，南京政府来电报派周炳琳代理清华校务，周炳琳说我是北大毕业生，不能当清华校长，我要当清华校长人家会以为清华变成了北大的殖民地，坚决不当。后来南京政府又来电报叫冯友兰代理，冯友兰说我也不能当，我也是北大毕业的，所以都没当。当时冯友兰是清华校委会的主任，负责起草清华的一些文件。他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时候，教大课叫“伦理学”，是讲人伦道德的，另外还有一门“论理学”就是“逻辑学”，由别人教。因为“伦理学”是文法学院必修的大课，学生很多教室坐不下，他在云南知府衙门内花园的假山上站着讲，我们都站着听。

　　冯友兰一九三几年的时候，从国外回来，经过苏联回到北京，人家请他做报告，他讲一路的情况，讲到苏联，说了苏联几句好话。结果国民党给他抓起来了，给他送到河北省保定市，当时保定是河北省政府所在地，关了一两天。冯友兰夫人马上找到周炳琳，给周炳琳磕头，要周炳琳救他，周炳琳和夫人魏璧女士马上给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宣扶了起来。周炳琳那时是北平市特别市长部委员，又是河北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等等。周炳琳就马上出面给冯友兰救出来接回北京。后来冯友兰在他的《贞元之际》书中写到，我被抓到保定虽然在那里只关了一两天，感觉好像被关了好几年似的。他的意思是“有事则长，无事则短”。

　　厉以宁是我的学生，当年留在北大是经过我的。他原是北大经济系的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北大经济系的大部分学生要分配到中央财经学院去，少部分政治条件好的才能到北大经济系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当时分学生的时候是三个人在分：陈振汉代理系主任，我，还有学生党支部书记。分到厉以宁的时候，学生支部书记说，这个人不行不能到北大，陈振汉问他为什么不好，他说他书读得多，陈振汉说书读得多怎么不好，学生支部书记答不出。最后表决结果是2:1，陈振汉和我两票同意，学生支部书记一票反对。这样厉以宁才分到了北大。1955年厉以宁大学毕业时又分配不出去，这时我说了一句话：“你们这些人不识货啊，你们不要，就给我！”可我那时候是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他不能在我那里当教员，放在资料室吧也不行。他当时的条件也不能做政治经济学的资料员，只能放在经济史教研室当资料员，他就当了周炳琳教授的资料员。后来厉以宁写有文章怀念周炳琳先生，文中非常感谢周炳琳先生?！栋倌瓿薄吩又竞汀侗贝笮Ｓ淹ㄑ丁分杏姓馄恼?。他名义上是经济史资料员，实际上是周炳琳的助手，过了几年政治空气放松了以后，周炳琳才把厉以宁改成助教。又过了几年，助教升讲师，厉以宁也遇到困难，我支持他，最后他同胡志仁、张秋舫同一批升为讲师。

　　林毅夫在台湾时，曾经代理过北大校长的傅斯年教授，那时正当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死后在台湾大学修了一座很大的坟墓。林毅夫在台湾受到了北大的影响并且很羡慕北大。林毅夫后来是台湾军队模范连里的连长，驻扎在金门马山。有一天，他游泳几十海里到了厦门，他下水时，让他的部下朝天开枪，就说他叛逃已经死于乱枪之下。林毅夫从海岸爬上来，岸上都是岩石，把他身上都划流血了。他带了手枪过来，是携械归来。解放军给他连升三级的奖励，成为副团级，还有物质奖励。由总参接待他，他说他要到北京上大学，就被介绍去人民大学，人民大学不敢要他，又介绍到北京大学。别人不敢要，我敢要他，就做了我的研究生，并在北大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在读书期间，有一天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来北大做报告，由林毅夫来做翻译，事后，舒尔茨和陈岱孙老师提出来说，这个学生很不错，我还没有培养过中国学生，我想让他做我的中国学生来美国读博士学位，陈岱老说他正在读北大的硕士，等他拿到硕士学位再到你那里好吧。林毅夫就这样在硕士毕业以后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舒尔茨的博士。哦，前些天他还来我这里看望我，我这里有照片，可以拿给你们看。（见照片7：林毅夫博士看望张友仁教授）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博士来北京大学看望张友仁教授。

　　蒋硕杰教授是台湾起飞的经济学家，他有个建议被台湾政府接受了以后，台湾经济才上升的，原来台湾经济很糟的，台湾经济发展靠几个教授，一共五六位教授吧，蒋硕杰是主要的领头人。蒋硕杰教授解放前在北大经济系教我们，那时候胡适管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提名哪些人当院士时，胡适认为文科的人，我知道该提名哪些人，可是法学院法律学的人和经济学的人我不清楚，就写信给周炳琳要他来帮助提名，周炳琳就提了一个名单，名单里有陈岱孙教授、赵迺摶教授等，也有年轻的蒋硕杰教授。信中还说，我提到的这些人有老的也有年轻的，年轻人中像蒋硕杰，别看他年轻，他可是我国经济学界希望之所在。后来，蒋硕杰教授当了台湾的院士。蒋硕杰教授是1949年初离开北京的，离开北京时我送他到王府井南口，那个地方航空公司在那，航空公司门口停着一辆轿车，我把他送到轿车上，这个轿车开到了南苑机场离开。他走了以后让我帮他还掉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籍。后来解放后有一年，他回到了北大在图书馆讲话，当时林毅夫也在，一起吃了饭，还照了一张照片，蒋硕杰在中间，林毅夫和我在旁边。林毅夫当时说张友仁教授是我的老师，蒋硕杰教授是张友仁教授的老师，那我林毅夫就是蒋硕杰教授的“徒孙”。（见照片8：蒋硕杰教授，张友仁教授和林毅夫博士1992年5月9日于北京大学）后来蒋教授在美国生病住医院，是芝加哥医院，给他打麻药，打多了就死了，是按美国人的标准打的，中国人打不了这么大剂量。后来蒋夫人和他女儿来过北大，我领着她们参观圆明园等地。蒋硕杰教授是蒋介石时期中国驻德国大使蒋作宾的儿子，蒋作宾还有个儿子当时在北大化学系任教，是湖北人。蒋硕杰教授同蒋介石一起照过合影，因为他的建议让台湾经济起飞，蒋介石宴请过他们。（见照片9：蒋硕杰教授和张友仁在?？诤嫌埃?/p>

蒋硕杰教授（中）、张友仁教授（左）和林毅夫（右），1992年5月9日于北京大学。

蒋硕杰教授和张友仁在?？诤嫌?/p>

　　1945年一二一学生运动时，我在西南联大上学。我和好几个同学，担任纠察队，实际上就是敢死队，守卫在校门口。在换班休息时在宿舍的门口他们写了绝命书，刚好有位王植民同学给我们照了一张照片，我这也有保存。（见照片10：1945年12月1日，张友仁在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24乙宿舍前与同宿舍的纠察队员们合影。）

　　1945年12月1日，张友仁在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24乙宿舍前与同宿舍的纠察队员们合影。（王植民同学摄）

　　闻一多教授的标准像也是我和另一位同学给照的。吴晗教授也有一张标准像是我照的，那时候，吴教授在清华园早晨起来散步穿着一双拖鞋我碰到了他，给他照的。后来好多书中都有这张照片，他那时候穿着一件衬衫，夏天八月份背着个背带不系皮带。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得到抗战胜利消息后剃掉胡须的闻一多。

　　西南联大历史系吴晗教授离清华赴解放区前，张友仁1948年8月15日晨摄于清华大学西院北边。

　　在昆明，我们大学生好多人穿美国兵的衣服和鞋子，那是从旧货摊上廉价买来的。

　张友仁1945年12月在西南联合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