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

　　61岁，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5年3月，福布斯发布2015全球富豪榜，王健林成为中国内地首富；根据彭博华人富豪榜和亚洲富豪榜截至5月1日的数据，王健林以381亿美元的身家超过李嘉诚，成为亚洲首富。

　　中国首富，亚洲首富，王健林在朝着世界首富的方向努力。

　　短短两个月，名头的更迭对于他而言，只是财富数字的变化，“我早过了需要钱的阶段。”

　　这个首富却有钱没闲，今年至今，他唯一一笔个人消费是三套西装。

　　关于首富的财富观、足球投资、政商关系、儿子王思聪，王健林有问必答。

　　谈首富：

　　三套西服是今年唯一消费

　　新京报：很多网友好奇，亚洲首富的一天是怎么过的？

　　王健林：我这一天天就是在工作中度过的。每天准时6点起床，7点10分到公司，基本上雷打不动，前后时间差不超过5分钟。晚上下班回去就八点多了，如果我们自己有会议或者有宴请，就九点多、十点多。11点准时休息。

　　新京报：你最近最大的一笔消费是什么？

　　王健林：订了三套西服，每套2万多。今年以来吧就这一笔消费。

　　新京报：今年5个多月以来唯一的一笔消费？

　　王健林：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有钱没闲。订购西服是我常穿西装，其他的能有什么消费呢，没什么了。

　　新京报：成为亚洲首富，你觉得是一种必然，还是机遇，或者运气？

　　王健林：我觉得有三个原因，首先是自己的勤奋和战略，内因是起主要因素的，如果不说自己是主要因素，那就是胡说八道，中国十三亿人怎么你就冒出来了呢。

　　第二个是受益于国家整个大平台，我们正好赶上中国城市化快速进程的十五、二十年。中国在2013年之前，30年之间GDP每年环比递增9.4%，你就跟 着坐车吧，你也10%的增长，稍微好一点的企业能20%、30%地增长。这个平台奠定了万达的基础，如果没有它，我就做得再吭哧吭哧，也达不到现在的成 果。正好在这样一个国家，也正好赶上了这么一个时代，如果我晚生30年，做这么大会很难。

　　第三个就是上市的原因。万达上市后财富被放大了。

　　新京报：最近的美国投资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接见了你，都聊了什么？

　　王健林：全都是官方语言，就是欢迎你来美国投资，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

　　新京报：奥巴马期待你在美国扩大投资？

　　王健林：是的。我也表态了，承诺在未来三年至少再投50亿美元。

　　新京报：以后会不会逐渐将企业发展的重心放在国外？

　　王健林：重点还是在中国。只是我们觉得2020年如果是1000亿美元的收入，我的希望是30%，起码不低于20%是来自于海外，这才是个跨国公司。

　　新京报：作为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有没有想过做世界首富？

　　王健林：正在朝这个目标努力。我倒不是为了证明个人财富，我是想给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证明一点什么。

　　新京报：证明什么？

　　王健林：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也承诺我的财产绝大部分会成为慈善基金。我所做的努力就是证明中国企业也可以做得好。我们现在想，2020年万达一定是世界前10名、前20名那种格局的。

　　新京报：有没有制定成为世界首富的时间表？

　　王健林：目前还没有。

　　谈足球：

　　它带给我刺激、欢乐和痛苦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很多人知道大连万达，还是通过一支足球队的名字，当时你的公司还不算大，投资足球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健林：我喜欢足球，我是球迷嘛。

　　新京报：年轻的时候也踢球？

　　王健林：年轻时在部队玩过，那不能叫踢球，只是玩过。

　　新京报：当时喜欢踢什么位置？

　　王健林：中卫。就是瞎玩。

　　新京报：从当时的大连万达队撤资，现在又投资了(西班牙)马德里竞技，这些年，足球给你带来了什么？

　　王健林：刺激、欢乐，甚至包括痛苦。有赢球时候的快乐，输球时候的痛苦。

　　足球在体育运动当中，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强度，都是最大的运动项目之一。一场球能去几万个球迷，它的吸引力，它的变化性，它的不可预测性，都特别吸引我。

　　新京报：许家印、马云等人都投资了国内的足球俱乐部，你投资国外俱乐部，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健林：我也不排除投资国内足球俱乐部。只不过我还真不是为了我个人搞俱乐部的。

　　新京报：不是为了你个人，那是为了？

　　王健林：中国足球最近几年呈现的一个趋势，就是不平衡。俱乐部很高，国家队很低。俱乐部可以拿亚洲冠军，国家队小组赛可以三场全胜，但还不是在八强就回家了。

　　我就想怎么改变国家队比较弱的局面，就得从青少年抓起。但是呢，我这个呼吁重视青少年的培养可能很难形成共识，因为这个东西要证明得七八年。

　　新京报：所以你就投资了国家少年队？

　　王健林：我涉足足球行业20多年，对足球深有体会，当时万达足球在中国如日中天，横扫一切，板凳队员都是别人羡慕的想抢购的对象。那时候我们就是狠抓青少年。我是中国第一个建足球学校的(企业)，很早就建了足球基地，建立了五支预备队选足球少年。

　　新京报：你认为通过自身努力，能促使我们足球有什么蜕变？

　　王健林：我想通过我的努力，使大家更加重视青少年人才的培养，而不是把精力都放在联赛和国家队身上，因为这是把事情本末倒置了，你不应该只重视塔尖的东西，也要重视塔基的东西。

　　当中国足球小孩扩展到两三百万人的时候，我相信中国在亚洲绝对一流。

　　新京报：投资中国足球，上世纪90年代可能为企业带来品牌荣誉，但是现在万达已是商业帝国，再投资足球，心态上会有什么变化？

　　王健林：我就是为热心的中国球迷做些事，这也算是社会公益嘛。投资足球每年好多钱呢。

　　新京报：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三个梦想，打进世界杯、申办世界杯和夺得世界杯。

　　王健林：是啊。这是习大大的个人梦想，我相信也是全国人民的梦想。

　　谈政商：

　　“政商关系这门学问比博士后还高”

　　新京报：拿“亚洲首富”来说，原来的首富是主要做地产的李嘉诚，然后是搞互联网的马云，现在又被玩地产的你取代，这像是一种轮回。

　　王健林：我不是玩地产的。我说过，我必须在三年内或者五年内去“房地产”化。

　　新京报：在你看来，去“房地产”化是一个趋势？

　　王健林：是个趋势。我们觉得今明两年陆续还有几家上市公司，可能你会发现，我们这些公司的市场价值已经超过商业地产，而且商业地产我也定了，2017年 初或年底改名，不叫万达商业地产，我已经想好名了，叫万达商业发展公司，或者叫万达商业服务公司，我不投资了叫什么地产呢，就是作为一个服务者。

　　新京报：就拿地而言，低地价是万达的法宝，在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为什么总是万达能胜出？

　　王健林：这就是商业模式。当初90年代中期我们就说我们这种搞房地产，第一我觉得现状不稳定，拿了几块地吧哒哒地价上去了，再去拿几块地地价下来了，这不是一个现代企业的模式，应该去找长期固定模式，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做商业地产。

　　做商业地产也好，做电影产业也好，不管做什么，做得让别人来求我们就好了，慢慢地，我们通过模式实现了预期。外来看是品牌，二线城市要请我们去，在博弈中就相对有话语权了。

　　新京报：听说做商业地产，有个“万达速度”，24个月。

　　王健林：内部最长吧，其实我们定的是18个月。

　　新京报：有人认为，“万达速度”迎合了个别主政者急功近利出政绩的心态。

　　王健林：这是瞎扯，我才不是为了迎合他们的。一个广场十个亿，一年租金一两个亿，你说你干快一点就多出一两个亿。只有快点干。

　　住宅和我们相反，拉的战线越长房价越高，甚至一期只推一栋楼，这就是模式决定的速度。

　　很多人认为我们是迎合了政府，其实不然，你得为自己着想，我这种模式投资资金大，建得越快才越见效。

　　新京报：你说过，你做企业的方法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怎么理解？

　　王健林：这是我对政商关系的理解。中国的政商关系这门学问应该比博士后还高呢，可惜高校没有教这门课。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呢，我的这个想法也不一定准 确，就是纯粹出于排比对仗，一个亲近，一个远离嘛(笑)。这句话的核心就是要走市场，搞自己的商业模式，但我也不赞成远离政府，在中国我觉得远离政府太假 了。你不理政府不理党，显然太假了。

　　所以呢，还是要理政府的，可能再小的政府比再大的企业还要重一点。

　　新京报：“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这个过程中，你个人的一些特点是否会遗失掉？

　　王健林：我主要是为了企业安全，尽可能靠我们的模式打动他，让他们求我们，而不是靠我们，现在反腐败更加证明我们的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