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谈“五四”

　　这是人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

　　近百年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李大钊亲身经历了五四运动，李大钊在“五四”前就号召“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

　　李大钊等人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运动和以工人为主力的群众斗争，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印成传单散发。

　　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极高。他说，五四运动是排斥侵略主义，“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

　　李家一直给世人以家风简朴的印象，父亲李葆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期间，从不坐公车上班，李宏塔去北京看望父亲，李葆华也从来不派车去接。李宏塔说，这一切源自李家从祖父李大钊开始的严格要求，李家人不会刻意教育孩子，但“身教”胜于“言传”。

　　我的背景与当官没有关系

　　在合肥市中心的省政协大楼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已经满头白发、穿着朴素的李宏塔。这间办公室陈设简单，只有几个大书柜，书柜的右侧，是一副装裱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副对联的落款是李大钊，但李宏塔说，这并非真迹，而是通过电子设备拓印上去的，字迹与李大钊的真迹一模一样。

　　谈祖父

　　他是引入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广州日报：对远去的祖父李大钊，你怎样看待和认识？

　　李宏塔：对他的认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挺身而出，在北大宣传和号召青年如何实现中国解放。祖父是在日本接触的社会主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觉得马克思主义为民族前进指明了方向。

　　祖父所处的年代，很多进步学生都去日本、英国、法国等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包括陈独秀、孙中山，他们都是留学生，都在思考如何让中华民族脱离苦难。

　　广州日报：你的父辈和长辈是怎样向你介绍祖父的？

　　李宏塔：我父亲是领导，哪有时间跟我们聊天，开家庭会议，都是谈革命传统。家里还是注重身教重于言传。我和父亲的接触时间并不多，一句话，家里对孩子们就是要求严格。

　　对于祖父，我主要是看一些党史书介绍、人物传记和回忆录了解的。家人中写我祖父回忆录的主要是我大姑。所以，我看的是我大姑写的回忆录。

　　广州日报：你怎样看《新青年》这份刊物？

　　李宏塔：李大钊一开始不是创刊人，《新青年》是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的，后来到北京，李大钊成为主要撰稿人。这已在历史上成定论，在当时的中国宣传科学民主，宣传“德先生、赛先生”。在五四运动后，《新青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用它的影响力影响当时的中国青年。

　　谈父亲

　　民间给他编了很多故事

　　广州日报：李大钊认为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爱民族的一个运动，还是人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你如何评价五四运动？

　　李宏塔：这是中国觉悟的兴起，当时工人阶级也走上政治舞台，仅仅靠学生是不行的。当时在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形成合力，让当时政府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是人民群众的胜利，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五四青年节明确了下来。

　　广州日报：你怎样看“五四”青年节对现在的青年的意义？

　　李宏塔：我自己做了十年青年工作，但我觉得现在对当年教育还不够。我在今年两会上就专门提了有关加强青年教育工作的提案。青年教育应该从小抓起。我们现在所讲的人民富裕、祖国复兴都要靠一代代的青年人完成。中国是科技大国，但不是科技原创大国。所以，应该鼓励青年科技创新、独立创新，把中国的好传统恢复过来，而不是复制技术后乞求人家去用。

　　广州日报：你的父亲当领导时在民间有“李青天”的称呼？

　　李宏塔：他在安徽工作一段时间后，当地人送给他的称号，还编了很多他的小故事。应该说，他的身上有他们那一代人好的传统，我父亲除了去中央开会有一身中山装，其他衣服都和普通人一样。

　　所以，当时群众给他编的故事有鼻子有眼，比如说他化装成贫民到粮站去，发现粮站工作人员对交粮农民态度差，不按文件兑现，当场予以开除。实际上，这是编的故事，这些问题是他在实际调研中发现的，然后再落实政策。他们那一代人，对问题都是通过深入调研，对干部批评教育，但不会让干部当众出洋相，这样的故事编了很多。

　　广州日报：4月28日是李大钊先生忌日，你会去祭拜吗？

　　李宏塔：我们父亲和母亲已去世，也葬在李大钊烈士陵园。在北京的家人，每年在清明节会祭奠爷爷，也会祭奠父母。从我的父亲和姑姑的名字“葆华”、“兴华”，就能看出祖父对中国实实在在的希望。因为我父亲出生时，辛亥革命还没发生，他希望能保卫中华。1919年我大姑出生，祖父希望她能振兴中华。实际上，祖父也把他自己的名字改了，他原来不叫李大钊。

　　谈出生

　　我不会去参加红二代聚会

　　广州日报：你怎样看反腐？

　　李宏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官员问题还是要从干部培养、选拔上抓，还有在他们成为干部之前的教育。如果一个人素质很好，基础奠定很实，就会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实事。如果基础工作没做好，又没有群众观念，又没有有效机制约束，人就容易变异。就像现在我们发动境外追缉贪官，虽然能起到震慑作用，但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防止贪官外逃呢？一逃就带走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管理和出境环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很期待上层中央在这方面的果断措施，一方面要追，一方面要堵。虽然网上发了一百人的“红色追缉令”来震慑让贪官不要跑，另一方面还是要加强内部管理环节。出这么多事情是应该反思，就事论事都能得出很多经验。

　　广州日报：听说你一直是骑自行车上班？

　　李宏塔：我骑自行车一直骑到2004年，我55岁时，安徽省民政厅搬到城外，路程远了，车辆多了，才没骑。那时我已经把普通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自行车。

　　广州日报：作为李大钊的孙子，这样的家庭出生对你仕途有帮助吗？

　　李宏塔：没有，家庭根本不会想着帮你要官。我都是按正常程序。1978年，当时我还在合肥化工厂做技术员，通过差额选举的方式，我才被选上做团市委副书记，从科级干部变成处级干部。我进入仕途后，前期提拔很快，后期很慢。1981年，我32岁就被提拔为副厅级，但到了17年后的1998年才转为正厅。所以，我当官，父母没有打招呼，我自己也没有找关系。尽管当时我的父亲在人民银行，但他不会为我们的事找省里帮忙。

　　广州日报：社会上有人会认为你是“红二代”、“红三代”吗？

　　李宏塔：现在中国就兴这种东西，但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本身划出这样一个群体，如果自己不警惕一点，他们就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些人的聚会，除了号召社会发扬党的好传统，其他没什么正面意义，确实没必要。

　　红色后代的日常聚会常常有，但不是所有人都在，而且每个人的观点并不都一样。而我自己不会去参加这种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