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当头炮”，两年来的简政放权工作成绩斐然，概括而言，做到了三个“前所未有”。

　　一是中央重视程度前所未有。2014年和2015年的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都对简政放权做了重要部署，2014年的40次常务会议中有21次涉及“简政放权”，如此高规格、大密度地就同一事进行决策、部署，说明本届政府切实将简政放权作为“开门第一件大事”来抓紧抓好。

　　二是简政放权速度和力度前所未有。短短两年时间，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总量超过700项，总理做出的五年承诺两年提前实现，简政放权的速度可见一斑；不少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自我削权、忍痛割腕，大批高含金量审批事项下放基层政府或直接取消、交还市场，简政放权的力度毋庸置疑。

　　三是简政放权对市场活力的激发效果前所未有。简政放权增强了公众和企业对我国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创新创业热情更高了、干劲更足了。2014年全年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达到1293万户，其中新登记注册企业增长45.9%、注册资本（金）猛增99.02%，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效果十分显著。

　　当然，我们在对简政放权阶段性成果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简政放权难度进一步凸显，已经进入了必须“依法施权”的新阶段。

　　以2001年国务院成立行政审批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为标志，我国进行了多轮的简政放权。截至目前已经取消或下放的审批事项超过3200项，剩下的都是货真价值的“权力”，“深水区作业”难度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依靠各部门“自觉地”自我削权、忍痛割腕比较困难；仅仅依靠国务院强力进行任务落实、约谈督导也难持久；简政放权不能搞平均主义，各部门谁减谁不减、各事项该减不该减，也需要一个统一的“说法”；此外已经取消、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通过以非行政许可审批、内部管理事项名义出现的可能性也没有根除，简政放权还要杜绝“破口子”、“换马甲”，克服上述问题、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简政放权的各项成果，关键在于依法施权。

　　所谓“依法施权”，就是要通过制订、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使行政审批事项的确立、下放、取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避免“法外施权”情况的产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只有依法施权，才能为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变提供强大的内在推动力和外在约束力，保证简政不反弹、放权不反复；只有依法施权，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和政策预期，使企业敢于投资、公众勇于创业，这对于我们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做到依法施权，关键是以“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为主线，健全、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权力清单主要界定政府能做什么，依法施权就要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负面清单主要界定企业不能做什么，依法施权就要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责任清单主要界定政府必须做什么，依法施权就要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这三张清单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了政府的责任范围和政府、市场的权利边界，以这三张清单为主线，一方面修改、完善法律法规，一方面规范、约束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权力和行为，是依法施权的主要抓手。

　　使依法施权发挥应有的效力，还要做好相关配套工作，概括而言就要“疏前门、堵偏门、破围栏、强监管”。“疏前门”就是要在依法施权解决好“审批多”的基础上，通过切实一口受理、限时办理、网上办理等审批流程规范、创新解决好“审批难”的问题；“堵偏门”就是要加强信息公开，各部门权力责任上墙、上网，接受公众和媒体监督，避免各种非行政审批、内部管理事项重新出现；“破围栏”就是要清理规范各种协会、中介，防止他们蜕变成依托主管部门或假借政府之名强制服务、高额收费的“二政府”、“红顶中介”；“强监管”就是要落实好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在市场监管中的主体责任，积极探索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新模式，使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协调统一。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