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丝路基金发起行之一的国开行，2005年就在多个国家开始国际业务的投棋布子。据陈元透露，未来还将推动设立“丝路合作委员会”等合作平台，支持企业“抱团出海”，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并运用国际合作网络和互联网技术，协助企业拓宽战略空间及信息、项目和融资渠道，发挥开发性金融的重要作用。

　　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所拥有的千亿级别银行授信也是一个选择。作为专门服务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综合性国际商会，目前已与133个国家的投资机构和140多家外国驻华使馆和商务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与遍布全球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万家中资民企建立了联系，在项目、金融方面信息资源丰富，将为投身“一带一路”的民营企业家提供更为细致的项目金融服务。

　　此外，福州、广州等地方版基金以及亿利资源集团等主导的企业版基金也方兴未艾。据亿利资源集团首席运营官刘国忱透露，由亿利资源集团、泛海集团、正泰集团、汇源集团、新华联集团、均瑶集团六家民企联合国内外数家战略投资人和金融机构发起的绿色丝绸之路私募股权基金（首期），将在未来2-3年内参与投资中国和“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生态光伏项目，带动1000亿元以上的投资额，绿化3000平方公里的荒漠化土地，特别适合巴基斯坦等能源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发电需求巨大的国家和地区，不仅不需要占据肥沃的土地，还能带动周边的油料植物加工业，形成多赢局面。

　　安全保障亟待重视

　　不过，在民企不断“走出去”的过程中，一些风险与瓶颈也逐一显现。

　　“谋发展首先要谋安全，维护好走出去企业自身的人员和机构的安全，是企业扎根扎得深的基础，也是实现自己规模效益可持续扩展的前提。”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翟雷鸣分析认为，对于企业而言，首先要做好安全评估，商谈项目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和合作方商议安全事宜，最好把安全责任委托给当地政府与合作者，同时要求其负责解决工作签证和劳动合同等问题。此外，要完善企业的安保制度，理清国内总部和国外分部之间的安全职责关系，境外项目要及早制订规章制度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预案，发生事件的时候，明确管辖职责。

　　“我们有些企业为了抢工期，明明知道工人签证已经过期了，但是还偷偷摸摸地做，本来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事情，最后变成一种违法行为，这种例子还不少。”翟雷鸣建议，企业把安保投入计算到成本之中，并加强项目所在地各界人士的交往，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至少要知道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适时开展“公共外交”，积极介绍企业为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

　　金融安全方面，一些与会民营企业则对“出口信用保险”改革充满期待。一名负责中国周边国家项目融资的企业人士对中华工商时报记者表示，目前，主要有三大难题待解：一是按国别分类评级的标准问题，由于标准主要由西方国家制定，“一带一路”中的很多国家都被评为高等级风险，但这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但会影响投保，进而影响银行贷款等；二是对客户的资质的评判标准问题，大量新兴国家的企业，往往不具备历史财报、历史盈利情况等资料，因而会受到很大限制；三是中长期项目险投保过程过长的问题，目前超过一定金额需要财政部审批，与企业项目执行脱节，需要加快流程。

　　实际上，随着“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规模，对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应保尽保”等描述写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制约境外中资企业发展的信保环境问题或将得到逐步解决，让市场主体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羁绊少了，企业“走出去”的热情自然会大大提高。

　　正如商务部原副部长陈健在发言中所强调的，“一带一路”是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式变化，以经贸为中心，政治、经济、安全相结合的新时期我国对内和对外开放策略，要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便利，积极消除现存的贸易投资障碍，采取一些灵活的安排，不要片面追求高标准、新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再逐步深化直到成熟，“这一定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但就整个“一带一路”战略来看，一些规划也不宜过细。“应该明确，‘一带一路’是宏观战略，而不是具体战略，不宜过于具体，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概念，中央确定好原则、目标、方针、政策，留下足够空间让地方、企业去发展，也要留下调整的空间，同时要处理好战略、战役和战斗的关系，加强政策的中观设计。”陈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