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亲情上没有自制力，注定会打败仗”

　　在对冯伟林、邹和平审判的同时，冯伟林的妻子、弟弟、妹妹先后受审并获刑；邹和平的儿子也被判刑；而陈明宪的诸多亲属也一并被审查。面对“领导干部要管好配偶子女”的谆谆教诲，冯、邹、陈3人当作了耳边风，一些亲属成为“中介”，最后害了整个家庭。

　　冯伟林：我的主要违纪违法犯罪金额，是为弟弟妹妹打招呼，让他们谋取重大利益而获得的。父母早逝，我是长兄，本应严格要求他们，让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而且他们本身也有一个好的职业。但是，我逐步放松了对他们的要求。重温曾国藩提出的治家八字诀，想想这些先贤前辈的教导，我真是无地自容。“君子不欺暗室，佛子不作非法”，而我在亲情上没有自制力，注定会打败仗。

　　做人要有底线，做事要有底线，交朋友、处理亲情也要有底线。“最铁的是规律，最硬的是法律，最严的是纪律，最需要的是他律，最重要的是自律”，而我没有很好地把握，一步一步，越过了“雷池”和“高压线”，换来的是牢狱之灾。

　　邹和平：对子女的关爱是每个父亲都会做的，这种关爱应是教育和鼓励子女努力地工作、走正道。但我利用自己的权势为儿子谋取不义之财去打招呼，铺平道路，包庇和支持他收受别人送的好处费，使他也陷入犯罪的泥潭，还以为这是在帮他。其实，这是一个父亲在害亲生儿子，在毁掉亲生儿子的美好前途和幸福生活。

　　记者后记

　　古人说：“天下富贵有三，贵莫大于无罪，乐莫过于无忧，富莫过于知足。”无论是冯伟林、邹和平还是陈明宪，他们本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一番更大的作为，但终究自食恶果。就像陈明宪在其忏悔书中写的：“当你手中有了权力，权力又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制约、失去监督的时候，这时候的权力者，最容易利令智昏、胡作非为。”

　　权力是一柄双刃剑，用好了可以造福社会，用不好则伤人、伤己、贻害社会。冯、邹、陈如此下场，固然有自身的根本原因，但亦要反思：反腐制度设计是否可以更加科学、有效？监督应当如何更有力度？唯有扎好制度的笼子，将权力紧关，才能真正减少如湖南交通系统这样的塌方式腐败，才能真正使官员不敢腐、不能腐甚至不想腐。(半月谈记者 陈文广 史卫燕)

　　忏悔实录二：“一霸手”权力游戏玩转县域

　　权力变现两大路径：卖官帽、插手工程

　　在安徽萧县、泗县和太和县三地，县委书记贪腐引发的“多米诺效应”涉及当地干部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半月谈记者最近获取了三地落马县委书记的忏悔书，发现用人腐败和官商勾结成为权力滥用的两大风险点，一把手权力失范带来的官场逆淘汰和社会生态恶化成为塌方式腐败发生的加速器。

　　毋保良，萧县原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因犯受贿罪(非法收受共计人民币1869.2万元)被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刘家坤，在2007年至2012年担任太和县委书记、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伙同情妇赵晓莉收受他人贿赂2929万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晏金星，在泗县10年间受贿600余次，平均每周一次；受贿金额达520余万元，其中接受下属请托卖官近百次，所得300余万元。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批发官帽子、权钱交易是落马县委书记主要贪腐表现。毋保良、晏金星案发后，萧县、泗县两地许多乡镇和县直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多有涉案，萧县先后有80多名干部免职，泗县也查处干部近百人。

　　毋保良：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我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一些给我送钱的干部解决了提拔、重用和调动问题；还利用职务的影响，为一些建筑商承揽工程，给发包方打招呼，也为一些开发商的拆迁和楼房预售单独吃过“小灶”，还为一些给我送钱的企业在贷款和融资方面提供帮助。

　　到萧县担任常务副县长半年多之后，有时发现有的干部在节日期间没有给我送礼，思想上还会有想法，是不是这个干部对我有意见，我是不是在哪方面得罪他了，直到这个干部在节日过后补上礼金之后，我才算放下心来。

　　晏金星：手中有了权力，各种诱惑就纷至沓来。他们看中我手中的权力，有的拉关系，有的逢迎拍马，有的送钱送物。凡此种种，不外乎干部谋求职务升迁、得到工作支持；企业为了谋取更大利益。

　　刘家坤：我利用手中权力，以情妇为工具，收受太和晶宫集团董事长1300万元作为上海购房款。该公司在太和承建的民安路工程审计、房地产开发中碰到诸多方面的困难，如与地方铁路矛盾、缓交出让金、工程施工等，我就有求必应地帮其解决困难谋取利益。

　　思想底线如何步步失守

　　晏金星：看到商人出手大方，慢慢地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作为县级干部，工作任务重、压力大，贡献不比他们小，但待遇和他们没法比，于是思想防线出现了滑坡。后来，对他们宴请和钱物的馈赠便欣然接受、心安理得，丧失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最起码的原则底线。

　　毋保良：参加工作30年，受党培养教育多年，但在我的思想深处，认为金钱就是实力的体现，有了钱就可以拥有一切；同时也认为，自己工作大半辈子，趁自己有权有势，多捞点钱留退休以后享用。

　　2005年下半年，我在贪婪和恐惧心态的共同作用下，采取了一个自己认为是“万全之策”的办法，动员我弟弟开办酱菜厂，把自己收受的钱财投入到酱菜厂，以便漂白赃款，规避组织调查，自作聪明地认为总算找到了一个“保险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