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现场互动

　　问：您笔下的很多女性都是有着比较隐忍或者善良性格，甚至，完全可以为男人牺牲自我。您是怎么设计这些角色的？

　　严歌苓：这些女性角色的设定和描写，基本都是参照我的家族中的女性和我的生活经历。我的奶奶是一位非常孱弱的女知识分子，在爷爷自杀以后，她扛起了整个家庭的大梁，还要照顾她的婆婆。我父亲离家多年，我的母亲也像我祖母一样挑起生活的大梁，养育孩子，照顾她的婆婆。她们不是在表面上的重复，而是内心隐忍的表现。她们可以像男人一样坚强，甚至比男人更坚强。她们对我的影响很多，很多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总会出现她们的影子。

　　问：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写作技巧与讲故事这种之间的平衡？

　　严歌苓：我一直非常注重小说的形式美，好的语言是好故事的第一步。同时应该有非常适合故事叙述的一种外在形式。我非常喜欢的一些小说，它们从形式上来说都是非常独到，有利于故事的叙述。

　　现在，我仍旧没有放弃我对小说形式的追求。比如，《老师好美》需要一个特殊的形式，就是谁也不知道其他人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我用三个主观视角来叙述。形式是小说创作的艺术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问：您写的《女房东》灵感是源于现实生活的场景。怎么能把一个场景衍生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呢？

　　严歌苓：写作时，我特意让自己放松一点，写作前，并不会规划特定的故事情节。像《女房东》这个故事我都不知道他会把女房东的睡衣偷来，藏在哪儿，发现什么，是我写到后来才萌生的想法。我记得在美国学小说写作的时候，老师最多重复的就是“让它发生”。有时候，从一个故事点会衍生出很多细节，我通常边写边发现，很多情节都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问：关于《小姨多鹤》的问题，多鹤很年轻的时候就融入中国社会，为什么在小说后半段，她还保留了民族性，你是刻意保留的吗？

　　严歌苓：十六七岁的多鹤来到中国。从整个的故事叙述下来，她一直以自己民族特点为骄傲，她希望能够生出她的亲人，实际上，她不是一个会完全臣服中国家庭的异族女人。

　　问：你长期从事小说写作还是影视写作？从写作技巧上来说，怎么面对纯文学写作和影像写作的差距？

　　严歌苓：两者最大的差异是文学可以描写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比如人物内心的活动，而影像只能展现出表面的东西。文学和影像写作都需要好的人物设计和非常精彩的语言。对话描写是小说写作的一部分，比如《红楼梦》里的对话就包含着人物性格特色。好莱坞的经典剧作也是这样。所有的对话都能推动故事的发展，行动。一些经典的电影剧本实际上是非常好的文学作品。

　　(本报记者陈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