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起初是反抗传统散文的“新散文”干将；其后，他转身做起纪录片，主创历史纪录片多部，为《辛亥》、《1405，郑和下西洋》、《利玛窦：岩中花树》等大型纪录片做总撰稿。2011年，他进入故宫，成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的一员。

　　无论是写古建筑还是故宫珍品，祝勇的写作始终围绕历史背后的人事细细展开。继《故宫的风花雪月》之后，他即将推出新作《故宫的隐秘角落》，继续身处历史现场、潜心文化散文的探索。

　　今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90年，祝勇的部分新作品也将一一面世。借此机会，羊城晚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故宫也是人生活的地方，只不过居民是一些特殊的人

　　羊城晚报：最近出版的《故宫记》中收录了你关于中国古建筑的散文，你在序言中写道：“建筑不只是建筑本身，更是大地上生长出的精神植物。”凸显建筑的精神内涵，这好像是你写作中一以贯之的风格？

　　祝勇：每看到一幢古建筑，我的心里都会升起一种异样的感情。我会想到曾经在里面住过人，在里面流过的岁月。在我心里，建筑是时光的容器，也是情感的容器，不论是像故宫这样恢弘壮丽的皇家建筑，还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场，都是这样。

　　我生长在东北沈阳的一幢日式小洋楼里，小小的三层楼，住了几户人家。进门后，是窄窄的木制楼梯，小时候，我常在那陡陡的木楼梯上爬来爬去。很多年后回到沈阳，我很想再去看看那座小洋楼，重新踏上木楼梯。但遗憾的是，那座小洋楼连同周围的一片民国建筑，都早已被铲平了，原地盖起一座高楼。我的心里空荡荡的，好像自己的回忆之路都被铲断了，我变成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所以我很理解写过《城南旧事》的林海音不愿意再回北京的那种感受——城墙都被拆了，还回来干什么呢？

　　人们常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话被说滥了，但我仍然觉得它很准确。因为建筑会煽动起一个人的感情，是每个人内心的一部分。有一次与作家宁肯谈西藏，他说布达拉宫像架在高山顶上的一台钢琴，这话一下就触动了我，没有比这更凝炼的表达了。

　　羊城晚报：所以你笔下的故宫也是充满人情的。

　　祝勇：对，故宫也一样。它威严、壮丽，让人望而生畏，但它也是人生活的地方，只不过它的居民是一些特殊的人而已。无论皇帝、嫔妃，还是太监、宫女，他们也都是人，会喘气，有情感，所以我写作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把历史人物当人看。他们在宫殿里经历过一遍遍的春秋，人世的沧桑、国家的兴灭，都被建筑所见证。所谓“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所谓“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或许只有面对浩大的宫殿，才能真正理解这样的喟叹。所以，对建筑的书写与研究，不仅仅是建筑学的事，也是历史学、文学的事，因为建筑的内涵太丰富、太复杂，它牵动历史，牵动情感。

　　羊城晚报：“祝勇文化笔记”系列中的《再见，老房子》、《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等文章，都可见你不拘一格地将建筑、空间、历史等等凝聚于笔端，这也是你所说的“跨文体写作”实践吗？

　　祝勇：这些写作，都是“跨文体写作”，不仅需要文学写作的能力，更需要一个综合的知识结构，比如对历史、建筑、民俗、艺术等的了解，它需要综合能力。现在许多作家知识面太窄，只会编故事，而许多学者只会用学术八股写文章，都有局限性。能跨越二者，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