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推动工作创新

　　张其成委员：第一，应该加大政协的民主监督的作用，现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第二，要加强境外委员的联络和服务工作，不能只是每年开两会的时候，大家才联络协商。

　　马志伟委员：委员是政协组织的“细胞”，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主体，就全国政协而言，在200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中，京外委员占一半以上。全国政协有专门的文件，要求为发挥京外委员作用提供条件、构筑平台、创造环境，但是在具体执行和实施过程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只有进一步发挥委员尤其京外委员的作用，为委员提供丰富有效的履职载体，才能更好地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希望全国政协不断为做好京外委员活动工作搭建平台，让京外委员有履职之地、有履职之机，同时要不断拓展联络渠道、创新联络方式、完善联络机制，不断完善京外委员活动的联络体系和保障体系，提高做好京外委员活动工作的质量和成效。

　　马继龙委员：体育这个界别人比较少，但是体育工作面比较大。因为人少，我们内部信息就相对封闭了一点，比如谈论体育产业的问题上，我们对于涉及经济一块就不太懂，应该请经济界委员来一起讨论；谈到全民健身上，就应该和医卫界委员联系多一点。但凡讨论大的话题，我认为都应该多和别的界别委员互动下，这样我们探讨的面就扩大了很多，得到的信息，得出的答案也就会更准确。

　　关键词发挥界别优势

　　张蕴岭委员：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听到“探索界别提案”的提法还是第一次，我为之点赞。如何提出界别提案，首先要进行充分调研，这就更要强调集体的作用。现在民主党派的集体提案工作做得比较好，界别提案可以放手去探索，比如可以委托一些科研机构来进行。虽然平时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会组织委员进行一些调研，但与界别调研还是有区别的。比如社科领域的问题比较多，社科界就应当围绕该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提出建议，充分发挥界别作用。政协的界别优势一定要很好地利用起来。

　　汪鸿雁委员：现在社会发展变化很大，社会阶层的分布和规模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不少新兴群体，委员界别的设置需要适应这些变化适当调整，政协委员也应该反映这些新兴群体的声音。界别的调整分为内部调整和外部调整两部分。界别内部的调整应以其所代表的群体进行，比如共青团与青联，应该考虑如何延伸和覆盖中国的青年群体；而界别设置应把社会中出现的新兴阶层纳入其中。其次，应该密切委员与所代表群众的联系。目前这一联系较弱，委员代表一个群体，但和群体的联系又是相对隔断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建言献策容易形而上、缺乏社会共同响应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通过界别调研等活动，把大家组织起来，深入所代表的群体群众，形成紧密联系。

　　齐让委员：建议：一是在开展政协协商中进一步规范题目来源，积极推进界别与委员联名提出议题；二是充分发挥政协界别作用，切实提高提案质量；三是进一步完善人民团体参与协商的工作机制，围绕所联系群体最关切问题开展协商，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

　　马德秀委员：我们要发挥界别的能动性，虽然明年定了几个议题并非教育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画地为牢，可以在相关教育问题展开子课题研究，作为我们界别的成果。

　　关键词完善协商形式

　　俞光岩委员：双周协商座谈会是去年全国政协工作最大的亮点之一，在社会上引起了深刻反响，但是协商主题是否能更宽泛一些、覆盖面能否更广一些。比如我们医药卫生领域，医改正处于深水区，很多问题待解，能不能选上两三个最重要的问题集中调研一下，根据调研结果进行一次双周协商。医改不是卫生部门一家的事情，涉及多个部委、各个方面，我们坐下来好好协商一下，对增进共识、解决问题是有好处的。

　　田惠光委员：双周协商座谈会切口小，能切实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建议座谈会能否增加政治协商内容以及更多接地气的议题。

　　王松委员：今年双周协商座谈会的议题已公布，这是第一次在两会期间就提前告知委员今年的协商计划，这个做法非常好，可以让委员根据自身条件，有选择性的参与，这是对委员们的尊重和信任。

　　杨保建委员：过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形式的协商，但是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现在要严格按照协商民主的意见，来完善我们各层级、各领域的协商制度。从《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来看，政党协商效果比较好。我认为政党协商是我们制度优越性的最核心体现，其它协商则更多地侧重于事务协商，只有政党协商才是对西方社会质疑声的最好回应和最好诠释。所以政党协商是我们整个协商的核心，它是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平等基础上的协商，主要协商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国计民生等重大问题，此外，政党协商的协商主题明确、协商渠道畅通，因此应该进一步强化，营造协商讨论的民主氛围，提高政协协商民主的实效。另外，目前政党协商在地方上体现不够，我觉得要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建立由上至下的刚性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在地方政协层面，也应该针对地方的发展行使话语权，让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提到点子上，提到关键处。

　　吴海龙委员：如果国家是把重大决策在决策之前拿到政协来，由相关专门委员会组织委员对这个方案进行协商，这不仅能够发挥政协智库作用，也有利于发挥政协作为协商平台的作用，建议相关部门能把政协协商方式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