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习仲勋（左三）在广东惠阳农村调研。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习近平（左一）利用暑假时间参加社会实践，随同父亲一起下乡。本版图片均由人民出版社提供

　　- 书摘

　　与家人分离七年 分不出两个儿子

　　1962年8月，有人借小说《刘志丹》向习仲勋发难，说这部小说在为高岗翻案，诬陷习仲勋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作者”。随后，习仲勋接受审查。

　　在长期审查没有结论的情况下，1965年12月，习仲勋第一次下放河南洛阳，担任洛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从国务院副总理到工厂副厂长，这样的人生落差不可谓不大。

　　第二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1967年的一天晚上，习仲勋被来自陕西的红卫兵强行带往西安关押、批斗。习仲勋把自己遭受批判的情况和对“文革”的不理解写信向周恩来反映。当年3月19日，陕西省军区即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宣布对习仲勋实行军事管制，转移到省军区机关，实际上暂时?；ち似鹄?。

　　习仲勋于10月31日和11月初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批斗的情况和思想的变化。1968年1月3日，中央派专机将习仲勋接回北京，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监护岁月。

　　从1968年初到1975年5月，近8年时间，习仲勋被监护在北新桥交通干校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几乎与世隔绝。

　　1972年冬，经周恩来特别批示，习仲勋和家人始得相见。而此时，自1965年12月下放洛阳起，他已和家人分别了整整七个年头，他已分不出两个儿子哪个是近平、哪个是远平。习仲勋霎时热泪盈眶。

　　1974年12月27日，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案作出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1975年春节后，专案组宣布对习仲勋解除监护，让他“换一个环境，休息养病”。

　　习仲勋在齐心的陪伴下重返洛阳，住在耐火材料厂宿舍。当时仍未发给习仲勋工资，子女往返看父亲时缺少路费，耐火材料厂的老工人默默地拿出微薄工资借给他。

　　1976年，“四人帮”倒台。习仲勋给中央写信，要求平反，并请求给自己安排适当工作。齐心和几个子女也为习仲勋获得平反多方奔走。

　　1978年2月中旬，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河南省委，迅速将习仲勋护送进京。

　　22日，习仲勋乘坐火车从洛阳到达郑州，河南省委书记王辉在站台迎接。他一下车就和王辉紧紧拥抱，激动地说：“王辉，这是我16年来第一次和人拥抱！”

　　“改革之初或挨骂，要有精神准备”

　　1979年4月8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和李先念、胡耀邦等人参加中南组讨论。当时已调到广东工作的习仲勋发言，郑重提出了请中央给广东放权的要求。

　　习仲勋比喻道：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

　　经济特区的提出和创办，是和习仲勋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78年春夏之交，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成的考察组在香港、澳门考察后，向广东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习仲勋等省委负责同志明确表示支持并开始积极筹划。

　　改革之初，如何才能“杀出一条血路”？习仲勋曾说：“在态度上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要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别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

　　同时，他还提醒广东省内干部：“当我们开步走的时候，困难会很多，阻力会很大，甚至还可能挨一点骂，要有这个精神准备。”

　　胞弟拟提副部级 习仲勋否定方案

　　1982年9月，习仲勋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摆在习仲勋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领导中直机关机构改革和推进省级领导班子年轻化，实现干部新老交替。

　　1983年4月14日，中央决定：以后凡各省市自治区人大、政协副职配备的报告，不必再提交书记处讨论，由中央组织部报习仲勋、胡启立同志批准即可。恰在此时，中共陕西省委负责同志在汇报干部调配工作时，谈到拟提拔的副省级干部中有习仲勋的胞弟习仲恺，习仲勋立即否定了这一方案。

　　习仲恺是抗战前即参加工作的老同志，长期担任地市一级的领导职务，提拔使用也是正常的组织行为。但习仲勋认为做干部工作必须以身作则，说服弟弟把晋升的机会让给了别的同志。 (据《习仲勋画传》摘编，标题为记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