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要让地方政府的重心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向提高质量和效益上，需要重新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宋晓梧建议，一是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设施基本完备作为衡量省、市、区是否协调发展的主要指标，尽快取消地方的GDP、投资等规划指标，以保证全国政令统一、市场统一。二是对近年来形成的80多个国家级规划，突出抓好西部大开发，其余跨省的重在指导，省内的由各省自行协调。三是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侧重提供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维护市场公正、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安定。四是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事权财权。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适当集中到中央，由中央统筹平衡各地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并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尽快将各级政府间财税关系、责权划分等基本制度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杜绝“跑部钱进”的弊端，同时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简政放权要让协会发挥作用

　　宋晓梧还指出，扭转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除了要重新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外，发展社会组织也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中央向地方放权，地方又向哪里放权？地方政府面对成千上万个企业和分散的市场主体，由于缺乏各类社会组织的自律维权和相互协调机制，只能直接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地方政府不做市场、企业、社会组织、中介机构可以做的事，需要在国家法律框架内，发展完善社会组织，形成灵活的社会自协调机制，有效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构建高效运转的政府、社会（社会组织）、企业‘三维市场经济’。”

　　谈起本届政府大力推进的简政放权，宋晓梧给予高度评价，“前几届政府都提出过简政放权的口号。此前，由于我国的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发展相对滞后，大部分社会组织都是官办、官管、官方运作。这使得对社会组织的放权放不出去，表面上放了，实际上权还是在政府机构自己手里。本届政府的放权，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去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到2017年基本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改变了过去行业协会由登记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管理的制度，为行业协会摆脱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提供条件。这比中央向地方放权、中央各部门之间分权重要得多。因为后者还是政府内部的事情，只有政府向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放权，才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避免‘一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再统’的往复循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据悉，现在民政部门统计我国的社会组织有50多万个，包括行业协会、各种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等。宋晓梧介绍，其实向社会组织放权，我国在地方上有很多经验。广东从2012年7月1号就取消了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北京、上海等地也有很多有益的探索。国家层面也明确开放了经济类、慈善类、社会服务类的社会组织的注册和准入。政府完全可以把一些事务委托给他们，向他们购买公共服务，用第三方来评价政策实行的效果，既有效，又公正。不过，宋晓梧提醒，“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增长已经产生了惯性，或者说对地方政府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实际上在许多地方，层层落实分解GDP、投资、招商引资指标的情况还存在。地方政府要真正转变职能，对本届政府来说，这是十分迫切的任务。”

　　人物名片：

　　宋晓梧，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47年出生，毕业于原北京经济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研究员，博导。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兼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党组成员兼机关党委书记、秘书长、宏观体制司司长等职。现兼任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成员。主要学术观点被收入《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有关研究成果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劳动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全国企业管理优秀论著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