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观念

　　对性的理解太狭隘

　　新京报：据你了解，性作为一门学科，全国或湖北开设类似研究方向的高校有多少？

　　彭晓辉：人类性学研究方向只有我这里有。性社会学研究方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教授，还有中国社科院的李银河教授。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心理教研室也有性心理学研究方向。

　　新京报：性学领域的科学研究，现在国内发展的程度是什么样的？

　　彭晓辉：自生自灭。完全是靠当事教授们在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兴趣来决定，少有高校有关当局主动有意识地组织老师来研究和开设性学课程。

　　新京报：国外呢？

　　彭晓辉：瑞典1933年就在小学开了性教育课，上世纪60年代就入法了，幼儿园都要开性教育课，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新京报：国内的瓶颈是什么？

　　彭晓辉：性教育难，难在“老大拦”。国家有法规，要在中小学开展性教育课程，但国内各个中小学校长没这个意愿，因为应试教育升学不考这门课，另外就是社会的反对声音，学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光有法规不够，还得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出台，比如落实督导，甚至一票否决，你学校不开这门课或者开得不好，就不合格。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现在社会对“性”的认知水平？

　　彭晓辉：我曾说中国99%的成年人是性盲，我界定性盲的标准是没有接受过系统、规范和科学的性教育。性的外延很广，但社会对性的理解太狭隘，这与我们固有的观念和主管部门的态度分不开。因为政策上的不鼓励，小巷子里的成人用品店大多是在夹缝里生存，起的名字也很隐晦，但实际上全世界70%的性用品是在中国生产的；法律上禁止做避孕套避孕药的广告，但却不禁止流产广告，这种本末倒置的规定，本身就制约着社会对性的认知水平。

　　新京报：性教育的发展程度与社会对“性”的认知程度应该是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怎么来解决这个矛盾？

　　彭晓辉：性教育的程度低，认知程度就不会高，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好在经过这些年，这些问题可以拿到台面上来探讨了。在性教育上，我们有和性学有关的课程与研究方向，在知识普及上有性文化节和相关的讲座，只有从这两个渠道同时进行，矛盾才能解决。

　　文化普及

　　平常对待“性”才是最好的状态

　　新京报：除了在课堂上，你还开微博讲“微性学”，也参加讲座和性文化节，这其中是被迫为性正名更多，还是主动普及性文化更多？

　　彭晓辉：都有。这次广州性文化节是邀请我去的，我也很愿意借这个平台表达我的声音，我不要报酬，29日我在武大还有一场讲座，也是义务的；也有被动的，比如开微博，2011年我在南京师范大学讲座，观点被媒体误读成“遭遇性侵犯女性应主动递上避孕套”，被扣上了“递套教授”的帽子，没办法才开微博澄清我的原话。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自己20多年研究性学的经历？

　　彭晓辉：研究性学的过程很艰辛，不像其他领域那么通顺，性学研究和性教育会受到这么多质疑，但这些质疑和攻击也磨练了我，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这门学科的价值。人都说50岁知天命，我今年虚岁58，还有两年多就退休了，起码回头看看觉得值了，没白过。

　　新京报：因为努力起到了一些效果？

　　彭晓辉：中国的性文化这些年还是在进步的，性文化节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然这不是我们从事性学研究的直接影响，应该是一种间接的，我们从事科学研究，出版学术著作，参加讲座，这些应该间接推动了很多人对性的认知。

　　新京报：你期望实现的改变是到什么程度？

　　彭晓辉：什么时候记者们不再围着我转，那就正常了。如果人们对待性更加平常，那才是最好的状态，才是一种进步。

　　新京报：作为性学专家，你眼中的性是什么样的？

　　彭晓辉：性本身是自然存在，是中性的，不取决于人对它做出的主观判断，但对于性的认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者见淫。

　　我曾说中国99%的成年人是性盲，我界定性盲的标准是没有接受过系统、规范和科学的性教育。性的外延很广，但社会对性的理解太狭隘，这与我们固有的观念和主管部门的态度分不开。 ——彭晓辉评价现在社会对性的认识

　　新京报记者 贾鹏 湖北武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