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外追逃，一般有引渡、遣返、异地追诉、发红色通缉令、司法协作等五种形式，其处理时间长、手续繁琐，而且面临很多限制。相比之下，劝返则更加高效。

　　劝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引渡替代手段，是说服外逃人员自愿回国投案。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受贿4000万元，案发后潜逃新加坡，追逃组跟到新加坡，在胡星居住的酒店咖啡厅内劝说他，最终他自愿回国接受审判，最终没有被判处死刑，这主要是因为法庭认定胡星具有自首情节并有悔罪表现。

　　还有一种形式是发红色通缉令。

　　羊城晚报记者独家采访得知，2001年中国银行江门开平支行巨额资金从账面消失后，担任该行的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分别化名“许日辉”、“余荣忠”、“许结信”取得通行证，过境香港再逃往美国。案发一周后，公安部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供了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对余振东、许超凡、许国俊的逮捕决定书。国际刑警组织迅速发出了红色通缉令。红色通缉令被公认为是一种可以进行临时拘留的国际证书，无论哪个成员国接到“红色通缉令”，应立即布置本国警力予以查证；如发现被通缉人员的下落，就迅速组织逮捕行动，将其缉拿归案。

　　红色通缉令发出后，美国很快根据线索盯上余振东。依据我国提供的证据，美国执法机关最终确认了余振东的真实身份。2002年12月17日，美国内华达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签发了对余振东、许超凡、许国俊三人的逮捕令。两天之后，余振东在洛杉矶被美国当局以涉嫌欺骗手段获取签证罪逮捕。经过多次磋商，最终于2004年4月16日顺利将余振东遣返回国。

　　中纪委首批特聘研究员、中山大学教授吴志雄说，这几种形式，一般都是多管齐下，综合运用，最终目的是让贪官回来。

　　追赃 协助国可分享非法资产

　　在美国，分享资产比例取决于美国司法机构在合作中的“贡献”，重大协助分享比例达50%至80%

　　跨国追捕经济犯罪嫌疑人，不仅要追逃，也要追赃。

　　对于被没收资产的处置，分享是国际惯例。在美国，分享被没收资产的比例取决于美国司法机构在执法合作中做出的“贡献”——重大协助分享比例为50%至80%，较大协助分享比例为40%至50%，提供便利分享比例通常在40%以下。

　　澳大利亚《犯罪收益追缴法》中有“资产分享”的规定，根据该法规，在帮助其他国家成功追缴资产后，澳方有权对被没收的资产实行分享。

　　中国此前没有分享机制，现在正在慢慢改变。去年我国和加拿大签订了受益追缴和分享的协议。记者从纪检监察部门了解到，我国在海外追逃中，已经开始按照国际惯例，逐步建立分享机制。

　　目前最头痛的是，贪官将受贿、贪污、挪用的资产转移出国后，中方该如何取证认定这是从中国转移出去的？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布鲁斯·希尔也知道其中的难度，他说：“他们(外逃官员)并不是一夜之间忽然离开中国，离开时身上也没有大量的现金。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小心翼翼并且精心策划的。”

　　新现象 没签引渡协议也支持中国追逃

　　目前，我国贪官外逃的主要目的地为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是传统移民国家，有更多渠道获得合法身份；金融系统发达，非法所得容易“洗白”；与中国没有签署双边引渡协议，即使发现了他们行踪，也常常能“赖”在当地。

　　在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看来，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国际社会普遍支持反腐，纵容腐败分子会遭到国际社会谴责。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际警务执法学院副院长赵宇指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引渡条约尚未生效，和加拿大之间没有引渡条约，但三个国家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成员，这些公约里面也有引渡条款。

　　目前，我国已与38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与189个国家建立了警务合作关系，并向27个国家派驻了警务联络官，与美国、加拿大等建立了司法与执法合作机制，初步构建了追逃追赃的国际合作网络。

　　而这次APEC《北京反腐败宣言》让人看到更多好消息。广东省纪委一位干部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这次宣言“干货”很多，明确要推动引渡协定的签署。他认为，落实这个宣言后，亚太地区将形成强大的反腐网络，贪官通过潜逃构建“避罪天堂”将彻底成为妄想。

　　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配合中国的追逃行动。10月20日，澳大利亚主要媒体发布新闻称，主管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亚洲事务部的长官布鲁斯·希尔确认，澳大利亚已经同意帮助中国引渡外逃澳大利亚的贪官，这些官员在澳大利亚的非法资产也将被查封。这是中澳史无前例的一次合作。据报道，中澳警方已就一份优先处理名单达成共识。

　　追逃到底

　　夫妻潜逃泰国整容藏匿

　　住洋房开豪车变身富豪

　　在中方的坚持不懈之下，挪用数亿元公款的两夫妻在案发7年后被引渡回国

　　贪官潜逃海外，追逃艰难，可我国纪检监察部门、司法部门从不放弃！

　　1995年5月底，中国银行广东省行在稽查时发现，中山市分行存汇科有恶性透支现象，涉及数额高达几个亿！该科科长冯伟权、副科长池维奇先后被抓。专案组很快发现，两人与中山实业发展总公司总经理陈满雄、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秋圆(两人系夫妻，都姓陈，故该案俗称“二陈案”)勾结，挪用中国银行资金7.1亿元，还有3.9亿元未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