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链接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教授黄元河：

　　城镇化规划的目标是让“流动人口”在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完成农民、市民的转换。但是“流动人口”的意愿则是希望去东部的大城市工作、生活。

　　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急需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必须遵循人口迁移、人口城市化的内在规律，要更多地考虑“人”的需求。教育是城镇化很重要的方面，建议今后要重点向中西部、中小城市投入教育经费，引导劳动力、适龄人口到这些地方去，从根本上缓解人口压力。

　　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基础教育研究室主任汪明：

　　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观念认识应当更加理性务实。

　　首先要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其次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畴。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和实际接收人数，对接收随迁子女的公办学校足额拨付教育经费。对于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而言，进一步加强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市级财政统筹至关重要。此外要逐步完善并落实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参加升学考试实施办法。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段成荣：

　　联合国儿童公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4个字：儿童优先。这个原则要求政府、媒体、企业、社区、家庭等等，做任何的安排、规划具体项目的操作，甚至一天具体时间的安排都要把孩子的需求、孩子的愿望、对孩子的关怀等放在首位。而不利于孩子问题解决的方式，一定要把它给放在后面，甚至要把它给抛弃掉。解决流动儿童教育问题也是如此。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高等职业教育学院院长李华东：

　　农民工子女对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是有很大期望的，但是现在职业教育还是“断头教育”，希望政府尽快为高职学生的多元化选拔和培养开启一扇门。这也促使我们高职院校不断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在激烈的招生竞争中突围，通过分类招考的模式招到合适的学生。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学社科学院教授孙庆忠：

　　在关注这些流动的、留在城市里的孩子的生存状况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关注农村教育，现在大家都奔向城市，很多孩子长期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但是城市的繁华跟他们没有关系，而实体的故乡渐行渐远，精神的故乡不复存在。很多孩子对自己家乡历史知之甚少，家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们出现了集体乡村文化失忆，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记忆，这个民族的历史将会断裂，因此在关注城市教育的同时，也要关注教育的大后方即农村教育。

　　九三学社中央教育文化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副院长李丽萍：

　　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我觉得要从四方面切入，一是落实流入地政府义务教育保障责任；二是尽快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增加义务教育公办校；三是鼓励发展民办教育，让民间资本为流动儿童教育服务；四是国家、地方政府加大投入，发展边远地区教育，让孩子可以在家乡学习读书。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刘谦：

　　在解决流动儿童问题上，有一个环节需要重视，就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其实，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但在解释和传达环节却做得不到位，在执行时引起公众理解偏差。与此同时，公众的理性预期也需要引导。

　　本报“提案助理——农民工教育工作室”搭建平台关注流动儿童教育

　　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帮助农民工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融入城市生活，10月30日，本刊教育之春系列沙龙64次暨“提案助理———农民工教育工作室”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农民工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召开“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教育培训：问题、困境与对策”研讨会。

　　与会NGO组织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实践中的所思所想，由于政策限制，很多在大城市居住多年的流动儿童无法享受与本地孩子平等的教育，回到原籍也难以融入当地生活。

　　与会专家表示，伴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流动儿童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依靠行政手段限制其入学并非特大城市控制人口的良策，今后更需要通过城市功能的定位、产业布局结构调整等来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与此同时，政府要加强需求预测研究，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注重顶层设计，做好教育服务和管理。

　　在教育之春系列沙龙持续分专业举办的基础上，“提案助理”项目于2012年由教育周刊编辑部发起，其目的是为进一步促进社会各界的利益表达，也为给委员提案提供相关专业和信息支持。

　　来自一些民主党派和有关方面的与会者表示，希望今后加强合作，共同搭建“多元背景、无边界交流”的平台，促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

　　全国政协委员黄元河、NGO组织代表、研究流动儿童的专家学者，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九三学社中央、民进中央、民盟北京市委等单位的代表20余人参加了研讨。（解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