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国家队，没有民间队”

　　彭澎的另一个身份是南方民间智库专家委员会副主席。早年他还曾任职于另一家智库—广州社科院软科学研究所。

　　“在讨论新型智库之前，首先应该梳理传统智库。”彭澎说，传统智库包括8个分支，又称“八路军”，分别为高等院校、社科院系统、党校系统、行政学院系统、党政机关的政策研究室、军队内部的研究机构、外资背景及非外资背景的民间智库。

　　在此之外，国经中心有些独树一帜。尽管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不断强调其民间智库的身份，但它的发展得到了政府的资金输入与硬件支持，并且鉴于内部人员的政界背景，其从出生起就带有浓厚的官办色彩。

　　据上海社科院的《中国智库报告》统计，当前国内正常运行，且对公共政策形成和社会公众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活跃智库共有200余家，其中2/5为党政军智库，1/4是社科院智库，民间智库占比1/3。

　　不过，一些研究人员并不认同民间智库拥有1/3的比重。王辉耀就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国内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智库的统计数据，但大致情况可以从全国软科学机构的相关调查中窥见。

　　据王辉耀在《大国智库》一书中估算，目前，中国各类智库机构将近2500家，其中官办智库的数量占据95%，而民营智库仅占5%，后者还包括隶属于官办智库的人员在民营智库兼职的情况。

　　时代周报记者还了解到，中国官办智库不仅规模大、数量多，而且人员数量庞大、机构设置繁多。以中国社科院为例，其拥有38个研究院、180个非实体研究中心，主管全国性学术社团105个、研究人员4000多名。而全欧洲的智库研究员也不超过5000人。

　　至于机构经费，科技部的数据显示，2009-2010年，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经费总额为239.7亿元，其中66.5%来自政府，占政府同期研发投入的13.4%。

　　“传统智库的形式比较单一，差不多只有官办智库一种。而它们依托政府背景和资金支持，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政府委派的课题，几乎垄断了国内的智库领域。”王辉耀说。

　　仲大军是北京一家“半死不活”的民间智库的创始人。2000年，曾任某知名媒体编委的他“逃离”体制，创办了“北京大军经济观察”。十多年来，这个智库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受限于资金，生存艰辛。

　　“上世纪90年代，民间智库还能发出一些声音，但如今已愈发微弱。在建言献策这件事上，根本不存在竞争。因为，智库只有国家队，没有民间队。”仲大军向时代周报记者感慨。

　　与此同时，作为一名民间智库的学者，仲大军已被边缘化。有时，他受邀参与节目录制或出席论坛，但总被排在体制内学者的后面。

　　“他们（邀请方）才不管你水平高低，离‘衙门口’越近的人越往前排坐。而且，他们还怕我乱说，说一些与政府主旨不一致的话。”仲大军说。

　　然而，国家队唱主角的中国智库目前却正面临“大而不强”的诟病。“从数量上讲，中国智库已不算少，但缺少一些高水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智库。”今年10月18日，曾培炎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

　　“传统智库体制老化，党政色彩浓重。这种做法的好处之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弊端在于思维僵化，不容易出现具有前瞻性的、超脱利益关系的、客观的决策方案。”彭澎说。

　　今年9月初，借着《大国智库》发行，王辉耀撰文《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更多民营智库参与》，探讨智库建设。

　　“发展民间智库可以形成鲇鱼效应，激活智库市场；而且，民间智库可以提供更多建议，打破思想市场的垄断，有利于政府的科学决策。”王辉耀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于是，问题来了：中国的民间智库为何发展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