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常态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呢？刘世锦指出，要适应新常态下提高增长质量、要素生产率提升、创新驱动的要求。刘世锦强调，金融创新还是有必要的，特别从中国来讲更为必要。问题是金融创新要解决什么问题，一定要解决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问题。“中国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只要我们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全局性风险的底线，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创造一个奇迹。一方面我们要加快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要有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监管。互联网对于金融和产业链的改造，将会激动人心，金融创新一定会有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很多新的形态和业态出现，政府需要对这种新的发展趋势保持足够的敏感、兴趣和好感，给他们足够的支持，让更多的创新能够出现。”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看来，未来中国经济环境还将有一个显著变化，“十八届四中全会再一次明确的强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个法治经济不是单纯的对市场或者市场的主体而言，同时也是对政府讲的。这两方面都要服从法治，这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全社会广泛接受的一句话是，对于企业而言，法不禁止即可入，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陈锡文提出，“有了这两句话，就一定还有对应的另两句话，即对于企业而言，法律禁止不可为，对于政府而言，法定责任须履行，这样才能比较完整的刻画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政府和市场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责任，不是简单的可以相互匹配。同时，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不可以为所欲为，必须遵行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

　　作为我国金融界的元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认为谈金融改革不能就金融部门而言，“国民经济所有的问题从深层次讲都和金融改革有关，而金融改革的各个方面又和整个经济的其他方面密切相关。譬如利率市场化，现在很多人把它当做是金融部门自己的事情，我认为这是片面的。因为利率改革实际上涉及到整个市场经济的各个经济主体方面的利益调整问题。大家经常反映我国贷款贵，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国民经济中有一个比重相当高的经济主体对贷款利率是不敏感的，如国有经济和地方融资平台，他们对于货币的需求几乎没有限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必须要和经济体制改革其他各个方面密切配合，如果各项改革到位以后，我个人认为，存贷款利率总体水平会同步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