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美学

　　我自己对白话文有什么样的想法？我写诗、写散文、写评论文章、翻译，用的当是主流通用的白话文，不过“的了吗也”用得不多。我现在写完诗之后就看看每一行用了几个“的”，如果这首诗三十行，一数只有十五个“的”，我觉得还可以，一数二十个“的”，我觉得太多。为什么“的”不好呢？“的”在我们白话文的节奏里只能算半拍，“好的”不会是“好的——”，不应占一拍，可出现率却高得不得了，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论的的不休》。你去看《儒林外史》，它一个“的”字都不用仍然把故事说得非常生动。所以“的了吗也”，尤其是万恶的“的”，用时需要考虑一下。

　　所以我现在用“的”用得很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白话文有一个毛病，什么形容词后面都是一个“的”。美丽的、丑陋的、迅速的、缓慢的、高峰的、低调的……都是“的”，英文里面有那么多形容词它不是一个语尾都用一个什么像“的”一样的字，它是用不同的语尾：tive，ious， ly， likely， baby-like， women-like， father-like，这也是形容词，它的形容词后面有不同的语尾，这个变化就多了。我们一路“的的的的”下来就非常单调，所以我自己写文章写散文，主要是白话，碰到紧要关头，要诉诸权威、要用典故或一些什么，就诉诸文言。不要以为文言完全退位了，没有，文言改变了一个身份还是延续了下来，就是我们每天讲的成语。

　　我们说“一言难尽”，如果你气喘吁吁地赶到了，你朋友说：“怎么现在才来？”你说：“一言难尽。”四个字就讲完了。你说：“哎呀，不是一句话就讲得清楚的！”果然不是一句话就讲得清。

　　我们说“千山万水”、“千军万马”，其实不太合理我觉得，你说我们旅行，过一座山会碰到十条河吗？你去打仗，一件兵器十匹马吗？没有这回事。所以你看我们的成语，往往牺牲一点有趣，可是成就了起码的美学。我们百家姓怎么念的？赵钱孙李啊，四声都用上去了，变化、好听。赵，第四声；钱，第二声；孙，第一声；李，第三声。赵钱孙李就很好听。

　　所以我并不避免用文言。我如果翻译三百年前的英文诗，那时候诗很有古风，我就用文言来翻，方言也用一点，有一点勾画的句法也会用。像徐志摩的诗，最好的一句是什么呢？“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这是比较欧化的。我们普通讲“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这不是情诗了，这是情人吵架。他讲得很含蓄，“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方向”只用了一次。我们中文说“你走你的桥，我走我的路”，不会各用一个名词来垫底。这就是徐志摩的高明之处。我们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会说“公说公有，婆说婆有，理”。所以徐志摩聪明就在这个地方。

　　我自己有一个说不上是座右铭的话，就是说“白以为常”，白话文是常态；“文以应变”；“俚以见真”，俚语见真性情，你骂人一定要用俚语对不对？不用俚语就没有杀伤力；“西以求新”，有些新的句法，新的想法就可以用西洋的。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讲几句。有人对沈从文说，中文不够用，你看人家西方小说多少词汇多彩多姿啊。沈从文就说，字典上的中文你都用过吗？所以呢，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报上常常登“性骚扰”，那我想我们古人几千年来也有这种事情啊，那怎么说呢？很简单啊，“调戏”嘛。肢体也是调戏，语言也是调戏，你看看这旧小说，《水浒传》里面“调戏”多得不得了，诸如此类。

　　还有西方人欢喜讲人的身份好像很有学问，他说“某某某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你看多有学问，“他是某某主义的奉行人”，你看多么伟大。我们怎么说呢？“某某人吃素”，就完了。所以我们西化时还是要挑一下，如果中文本来有很好的说法就不一定去西化。

　　所以我想来想去，中文的四字成语里面只有一句成语，不合我刚才讲的“起码的美学”，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乱七八糟”。因为按照我刚才的说法，既要铿锵，又要对仗，又要简洁，那就应该说“七乱八糟”，或者“乱七糟八”，结果它偏偏打散了变成“乱七八糟”，所以它本身就是乱七八糟。因此呢，我这场乱七八糟的演讲，就这样乱七八糟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