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所以连夜召开这么一个全体演职人员学习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大会。当时参加的有多少人？

　　赵本山：在沈阳三个剧场的人，还有剧组的人，都参加了，将近三百人。

　　主持人：我们看到后面新闻报道，说当时的小沈阳、赵四、刘能也都去了。

　　赵本山：我把他们叫回来了，他们当时在外地。因为他们是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有影响力的人必须让他们来，他们跟着我逐渐有了名，有了名之后，可能会在这个大潮中、这个市场中迷失方向。我很担心我的学生走来走去走丢了，我有机会就跟他们聊。我说，师傅过去是个穷人，穷得差点要饭。到今天了，说师傅一点过错没有吗？人不可能没有错误，我承认我身上有毛病和错误。但你关键得知道自己有什么毛病才能改，你不知道就可怕了。人要有一个觉悟，要有一个自觉性。所以，他们非常认真，也表了态，也发了言。

　　主持人：当时您听了他们发言，觉得他们领悟了多少？

　　赵本山：我听了他们的发言，我都想流泪，他们还是很朴实的，没有什么华丽的语言，他们都是孩子，跟我这么长时间，管我叫“老爸”，都是这样。我觉得好象和传媒捆绑在一起，我70多个学生，这里有出名的、有没出名的，有等待出名的。我叫他们忘掉名与利，先把自己融入到社会大熔炉里，为人民服务、为群众服务，先把经济效益忘掉，做点社会效益，做点影响力，做点给社会带来文明的东西，给人民带来希望的东西，给人民带来有梦想的东西，这是我想要说的，这也是习主席的精神。

　　你说扎根于农村、群众，其实我们这一批人是群众，是群众出身，但他离开群众了，我怕回不去。这些年我也告诉自己，你要永远站在地上，站稳，别在空中活着，在无限膨胀的过程中，你活着一个没有我的状态，可能你真就没了，没根了。艺术是根，根本是你是干什么的，你的任务你要清楚，要知道。

　　主持人：刚才赵老师花了很长时间跟我们讲一个观点，就是在现在当今经济社会化背景下，很多作品放在社会环境下，就一定要带有经济效益，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在“快餐”的社会中，尤其像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比较喜欢“眼球”效应，一“眼球”效应以后，就很快进入商业模式，和我们真正寻求的文化的根、文化的高度，或者看完之后能留下来东西的这种东西有时候有点背道而驰。

　　赵本山：有点碰撞。

　　主持人：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现在的作品挑选当中？

　　赵本山：我觉得习主席为什么说要提出精品呢？精品的含义就是既要有社会效益，又要有经济效益，这就是精品。

　　主持人：说起来很难做到，感觉很模糊。

　　赵本山：方向你已经知道了，你不能不做了。我可能我做一个作品，就出精品，我不敢这么说。我在学习的路上，我在这个路上，知道按这个路走。现在我的公司，金钱不是我的主要了，社会效益是我的主要了。这是我的主体了，怎么能为百姓创造出有用的作品，让我们整个社会能够把那些传统的美德都呼唤而来，我们丢掉的东西，改革开放之后是富起来了，人有两个臭钱，其实没有必要，一旦精神贫穷是很可怕的。丢掉了精神，其实你就是躯壳，就是没有用。

　　主持人：赵老师，您已经是我们国家知名的老艺术家了，而且您可以说在这个圈内站稳了脚跟。对于新一代年轻人来说，在道路选择上有一点模糊。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在绘画这个专业可能会比较明显，尤其北京街头有很多我们所谓的街头艺人、画家，自己有才华，但生活所迫，没有办法只能付应或者附和所谓的比较低俗的或者大众的要求，没有办法和自己的精神达到一个对勾，您怎么来看待年轻人的发展？

　　赵本山：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你说我过去从事的，我在炕头唱过，在那个历史时期，在当年我什么都唱过。我会40多个传统的段子，驴棚、炕头，什么环境我都演过。过去的二人转演员，有的时候甚至要去宾馆房间里演。

　　主持人：您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经历？

　　赵本山：我当民间艺人的时候，夜里拎着包走，不知道下一场在哪演，走到下一个村了，先找村长，把村长家门敲开了，我说我们是一个“二人转”班子，你看能不能唱，我们没地方住了，再往前走也没地方去了。东北农村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民俗传统，他会留下你先吃饭，吃完饭，他有一个方式，说演不演先喝点酒，我当时很能喝，说你把这一舀子喝了，还问我你能喝掉吗？我说能喝。咕咚咕咚就喝了，然后他就说，行，那你今天就在这演吧！其实就这么简单，就是用这种形式沟通一下。当时有好多好多这样的细节，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回忆，就是我们下一场都不知道上哪演，那时候农村用马车往下一场送，也可能走一天，也可能走两天，有时候走半路就给你扔下了，因为我不知道再往前走到哪了，也不知道要去哪，真的是“敢问路在何方”。

　　主持人：现在回忆那段过程，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赵本山：是笔财富。没有那一段的苦命经历，可能也没今天。那个时候是最锻炼人的，锻炼人的意志，这边唱，那边驴棚里驴给你叫，其实二人转演员的功力都是在那种很自然的状态下锻炼出来，自然的表达出来的，在舞台上自由的发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