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作为连任三届的政协委员，心中装满了沉甸甸的责任。在这个时刻回溯过去，心中百感交集。政协留给我太多难以忘怀的记忆，然而最难忘的莫过于我在政协为自贸区建设建言献策。

　　2013年7月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方案。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从国内外发展大势出一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我深感鼓舞。最近几年我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分别在上海市政协、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提案或者书面发言，并为此持续不断进行调研和提出建议，我认为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早在2000年我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现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岗位上调任浦东新区首任人民政府副区长。当时就直接参与并分管外高桥保税区的相关工作，记得第一天前往外高桥保税区工作调研时，见到保税区一号门的拱门上中文标识“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英文则是“Free Trade Zone”。事后了解到这是中共上海市委一位重要领导的高瞻远瞩，由此预示着由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在条件成熟之时，应该发展成自由贸易区，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外高桥保税区是全国设立最早，同时也是经济总量最大的保税区。1990年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至今，以外高桥保税区为代表的为核心的上海综合保税区已经成为上海和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重要增长点、对外开发重要平台，对促进上海乃至全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如何转型？大家还是存在不同意见和想法。

　　2011年在外高桥举行的“世界自由贸易区论坛”，我作了演讲，提到中国人世以后，通过实现“由单一到综合”、“由点的突破到面的拓展”的重要转型。外高桥保税区已经为自由贸易区转型积蓄了重要力量，这一点得到许多与会中外嘉宾，尤其是已在外高桥安营扎寨的外国企业家的高度认同。为此，作为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我和民建上海市委的同志商量，要举全会之力、积全会智慧，在2012年上海市政协大会发言中，以民建上海市委的名义，提出“鼎力先行先试，推动浦东局部自由贸易港城建设”。发言特别提到，“和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相比，现在的综合保税区还存在许多体制、机制、税制、管制问题，要真正突破‘四制’问题，需要努力争取中央国家层面大力支持的‘外力’，也要以超前的意识、勇往直前的勇气、孜孜不倦的毅力，炼好‘内功’，争取在推进‘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城’的转变中实现‘率先’。”同时提出上海要尽快成为世界贸易的“金融结算中心”、“航运市场中心”和“贸易集聚中心”。当时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时任中共中央政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为这一个发言拍手叫好，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在国家层面振臂一呼。事后他又批示：“深受启发，值得研究，应发给市委、市政府领导人手一份，共同探讨。”

　　为了这篇主题，我进行过相当长时间的国际比较研究，了解到在一国境内特定的部分领土所设立的，被视同关境之外，且运人其中的货物享受保税待遇并免除海关监管的自由贸易区，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1200多个，其中接近四成设立在发达国家，超过六成设立在发展中国家。目前，全球公认的运作成功的自由贸易区主要有美国纽约第49号对外贸易区、德国汉堡自由贸易区、荷兰离散式自由贸易园区和阿联酋迪拜机场自由贸易区等。为此，在2011年夏季我去德国做学术访问时，特意去汉堡自由贸易区学习考察，了解到它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自由贸易区成功范例。

　　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我认为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应当进一步予以推进。因此，在2013年上海市政协大会上，我郑重提出提案“关于上海设立浦东国际自由贸易区的建议”，认为上海建立国际自由贸易区的时机已基本成熟。同时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最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一是立法先行、二是制定规则、三是全面推进。

　　不到两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28日视察上海调研工作时，鼓励支持上海积极大胆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在28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

　　我认为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顺应发展的重要举措，如同克强总理在考察时提出“要用开放促进改革，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以勇气和智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以更大的开放促进更深入的改革。

　　我于5月5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同志发了一份近5000字的长信，提出了加快建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若干建议。应站在我国改革开放新起点，以历史的积淀为依托，加快实现由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一，这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实质措施；其二，这是上海加快“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建设的重要抓手；其三，这是浦东高举开放开发大旗推进综合配套改革的关键步骤。同时，我就保税区建设提出三大建议：第一、坚持立法为先，推动国家尽快就自由贸易区管理的制度与政策进行专项立法。我特别提到美国是典型的以立法规范、促进和保障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国家。应尽快制定出台国家层面统一的《自由贸易区管理条例》，规范我国自由贸易区的监管原则、设立程序、管理体制、相关政策等关键事宜。第二，强调功能创新，激发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持续活力。功能创新是自由贸易区的生命力所在。第三，我提出优化政府管理，营造自由而便捷的监管环境，对自贸区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总之，自贸区应当是功能创新领先、增值服务发达、国际贸易便利、外汇管理宽松、区港运作贯通、物流监管便捷、具有综合竞争力的国际贸易区试验区。韩正同志对我建议十分重视，及时批转综合研究部门予以参考。

　　我对金融开放问题仍然感到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因此，再次组织民建上海市委相关金融专家深入研究，于6月14日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屠光绍、艾宝俊副市长谏言，提出建议探索在试验区建设离岸金融期货交易平台，积极推动上海金融衍生品市场创新发展；建议探索在试验区开办股票市场离岸国际板，逐步推进上海股票市场国际化；建议推进在试验区建立市场导向性的金融创新机制，充分释放金融活力，提升上海金融应对海外市场竞争的能力。两位副市长对此项建议同样高度重视并作出相应批示。

　　每当我来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时，总会忆起这段经历。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之际，梳理这段经历以鞭策自己更好地履职（作者：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