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把女儿的病治好”

　　深深的自责让司马义努力回忆艾丽成长的点滴，但他发现，能想起来的事都是未完成的承诺。

　　司马义记得，女儿央求爸爸带她去电影院看一部动画片，可他拖了再拖，没完没了地加班值班，实在抽不出时间，至今都未能让女儿如愿。

　　“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把女儿的病治好！”司马义在心底这样呐喊，几乎不怎么流泪的他，面对女儿的病情流下了眼泪。

　　他一边向当医生的同学打听，一边上网搜索、比较，最终选择了治疗儿童白血病综合实力排名第一的北京儿童医院。

　　一位在京工作的大学同学主动帮司马义到医院挂号、提前约床位，让艾丽于7月4日住进了北京儿童医院。

　　血液分析、核磁、骨穿，又是一番让孩子备受折磨的检查过后，医生告诉司马义，若有合适的骨髓移植，孩子就有85%的治愈希望。

　　这无疑是夫妻俩离家半个月来听到的最动听的一句话。

　　但面对医生提出的两个基本要求，夫妻俩却犯了难。

　　长达一年的治疗期，医生要求他们在北京租房子，每天给孩子做3顿饭。艾丽的免疫力低下，做饭必须使用纯净水、橄榄油，做好的饭超过两个小时，就不能再让艾丽吃。

　　司马义开始在医院附近找房子。想到前几天的遭遇，他意识到租房可能要麻烦一些。

　　来京第一晚，走出医院大门，他找了一个开在地下室的旅馆准备将就一晚。虽然房间灯光昏暗、满地蟑螂，但50元一晚着实便宜。

　　刚开始旅馆老板一看司马义的身份证，说什么也不给他登记开房，司马义好说歹说，这才勉强给他登了记。他疲惫地刚躺下，就听到了“咚咚咚”的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附近派出所的民警。

　　“请把你身份证看一下！”司马义从民警眼神里看到了警惕的目光。

　　如此快捷的速度，源于旅馆的入住平台和派出所相联，只要有来自新疆的旅客登记，民警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核实身份。“这是去年暴恐分子袭击天安门金水桥事件后，公安部门采取的防备措施。”司马义对此举非常理解。

　　询问中，民警检查了司马义的身份证，当得知司马义是来自新疆喀什的一线警察、专程来给孩子看病时，两位民警目光中露出了敬意。

　　他们和司马义攀谈起来，好奇地向他了解喀什和新疆的打击暴恐分子故事。

　　临走时，民警给司马义这位来自反恐一线的同行敬了个礼，这让他疲惫的内心温暖了许多。

　　但他的长相，给他在北京的看病经历带来诸多不便，虽然他早有心理准备，但各种误解和带有歧视性的对待，还是深深剌疼了这个坚强的维吾尔族汉子。

　　在北京租个房子本不是件难事，但对司马义而言就困难了许多。一开始他直接去找房子，当房东一看到他的模样，便没了下文。于是他请在北京的同学帮忙，没几天同学告诉他，房东听到承租人是来自新疆的，就直言“不租了”。

　　“这不能怪北京人，要怪就怪那些暴恐分子，是他们把我们维吾尔族人绑架了。”司马义每每遇到这些误解，就这样对身边人说。

　　就在他为租不到房子苦恼时，一个小病友的妈妈主动找到他，称想把刚租下一月的房子转租给他。

　　司马义非常激动，他拿出警官证给她看。这是他来京后，第一次给一个陌生人亮明警察的身份。

　　“30平方米的房子，要3500元？”这个价格几乎就是司马义一个月的工资。就在为租金犹豫的时候，小病友的妈妈告诉他，房东得知他租房是为了给白血病女儿治病，并且是一位来自新疆反恐一线的警察时，自愿把房租降为3200元。

　　虽然每月只便宜了300元，但司马义心里却暖暖的，不知道怎么的，他眼里竟盈满了泪水。

　　搬到出租屋后，司马义便主动找到辖区民警，亮明身份、讲明租房缘由。

　　医生的另一个要求是，必须同时有两个人照顾孩子，一个人负责24小时在病房陪护孩子，另一个人专门做饭、送饭。

　　司马义琢磨着家里的情况，老人身体不好，即使把当老师的妹妹叫来帮忙，夫妻俩也至少有一个人要请长假。

　　“我家里有孩子，远一些的县都不派我出差，单位已经很照顾我了。现在大家白天黑夜连轴转，真不好意思开口请假。”热汗古丽熟知同事每天的节奏。她担忧女儿的病情，也挂念着岗位上的同事。

　　在医院只允许母亲陪护在床的要求下，热汗古丽告诉司马义：“我留下，你回去上班。”

　　7月初的南疆，公安干警处于一级响应阶段，维稳形势严峻。用警察自己的话说：“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这个时候，一个人分成两个还不够用。司马义必须要回到岗位上，和战友们并肩作战。

　　那是他最难熬的日子，当每天的工作结束夜深人静时，他的心就飞向北京，飞到女儿的身边。寝食难安的他只能看着手机里女儿的照片，惦念着女儿每况愈下的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