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爱国人士纷纷在天津开展抗日救国活动，西北军将领吉鸿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932年2月，吉鸿昌回国后，先在上海通过原西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上海中共党组织接头，不久返回天津，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取得联系并于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将位于天津法租界的宅邸改造成为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和秘密活动据点，并根据中共的指示，在天津积极进行各种统战工作。

　　长城抗战爆发后，中共河北省委决定支持冯玉祥发动察北抗战。按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吉鸿昌来到张家口，协助冯玉祥筹划组织抗日军队。由于军费不足，吉鸿昌变卖家产，拿出自己的6万元积蓄购置武器弹药，还派人到天津协助夫人胡洪霞购买了一批冲锋枪和手枪。随后，在胡洪霞的亲自护送下，通过各种关系，把这批武器秘密运送到张家口。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与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7月7日，在收复多伦的战斗中，吉鸿昌抱定“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的信念，亲率敢死队与日军展开肉搏，经3小时拼死血战，收复了沦陷72天的多伦城。

　　1933年9月，抗日同盟军在国民党军和日军的夹击下受挫失利，吉鸿昌被捕。他在被押解北平途中逃脱，辗转回到天津，继续进行抗日反蒋活动。

　　1934年初，吉鸿昌秘密前往上海，向中共党组织详细汇报了察哈尔抗日斗争情况，随后他奉命回到天津，继续从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1934年5月，吉鸿昌与南汉宸等在天津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吉鸿昌任中央委员及“大同盟”中共党团领导成员。为了进行抗日宣传，吉鸿昌决定编辑出版《民族战旗》作为“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机关刊物。为做好秘密工作，他将住宅三楼作为中共地下党秘密印刷室，而将楼下改为接待地下党员的住房，还把客厅的3个门改为7个，以便发生意外情况时能够及时转移。

　　6月下旬，吉鸿昌与南汉宸秘密联络西北军旧部，准备发动武装暴动后与杨虎城部会合，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此，他们于9月在天津秘密召集河南、陕西、河北等地的原西北军旧部和一些抗日爱国军人如苏雨生、邢肇棠、雷中田等人来天津受训，为发动武装暴动做准备，但不幸走漏了消息。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特务处遂决定秘密捕杀吉鸿昌，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派吕一民、吕问友等执行刺杀计划。面对严重情况，中共党组织决定让他们立即撤离。由于当时吉鸿昌经手的几批武器还没有运到，同时与广西反蒋抗日力量代表还没有见面，因此决定暂时留下坚持工作，待工作完成后再行撤离。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法租界国民饭店38号房间以打麻将为掩护，与广西李宗仁派来的代表刘少南会谈。特务们得知情况后，先租下38号房间斜对面的45号房间，伺机行刺。当得到吉鸿昌在房间中的确切位置后，吕一民、吕问友进入38号房开枪。由于吉鸿昌和刘少南刚换了位置，结果刘少南当即身亡，而跳弹伤及吉鸿昌的右肩。但吉鸿昌仍然猛扑上去踢掉特务的手枪，二吕连忙逃走。

　　闻讯赶到的法国租界巡捕房以杀人嫌疑为由，将吉鸿昌逮捕，不久以“通缉在案”为由，将其引渡到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中共党组织得知这一情况后，曾多方组织营救，但吉鸿昌则请求组织停止营救行动，以避免无谓的牺牲。11月22日，吉鸿昌被秘密押解到北平军分会军法处，11月24日，在北平陆军监狱英勇就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二吕迅速被我公安人员捕获，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三项及第十七条的规定，判处吕一民、吕问友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