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价是可以的，但景区应该公开涨价幅度、涨价的依据，不要出现“人力成本、维护成本等费用的增加远低于门票涨价的幅度”的情况。

　　记者：景点控制游客接待人数，让游客有较好的旅游体验，同时控制了景区成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方法缓解门票高涨的问题？

　　马晓龙：无论景点愿不愿意控制接待规模，都必须要这么做。旅游法规定景区要核定景区接待人数，不能超过最大承载量。这一规定是为了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保证游客舒适度。

　　从我国旅游市场的发育状况看，旅游人数太多，并且持续增长，需求大于供给。景区作为盈利性主体，在执行旅游法这一规定时，执行力很差。

　　景区更多情况下被定位为发展地方经济的手段，被作为一种盈利性的产品。一方面是盈利增长点，一方面又想控制游客的数量，控制数量的执行力肯定会大打折扣。

　　王衍用：这种方式是最好的方式，本质是景区预约的方式。但这种模式比较理想化，理论上成立，实际上行不通。我国的旅游是半年经济，黄金周又只有一个，黄金周带来集中消费，靠短时间收入解决景区一年的运营费用，商家肯定希望人越多越好。

　　在我看来，像水库泄洪一样，面对游客的大幅度增长需求，可以在近期恢复五一黄金周，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带薪休假，最后用带薪休假取代黄金周。

　　记者：景区被看作一种资源，旅游通常被看成地方经济的增长点。而旅游法规定，景区定价由当地政府定价或指导定价。这样一来，地方政府会不会“既当球员，又当裁判”？您怎么看法律规定拦不住景区涨价的问题？

　　马晓龙：在我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旅游景区被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球员也是必然的。

　　遗产性的景区——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和大自然的遗产，应该作为非盈利性的景点，“遗产”应该由全民来共享，不应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

　　如果不把景区完全作为公共性的产品，至少也应作为半公共性的产品。政府采取听证等方式确切核定出景区，企业主体开发的成本、维护成本，算一个清楚的账。这种处理手段比较现实。

　　王衍用：这是旅游法相对不完善的地方。景区应该分为三类。第一类，一般性的景区，为当地人休闲服务的景区，按当地人需求定价，设定低价位。第二类，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文物?；さノ坏染扒⒉挥Ω糜傻胤秸?，应由国家垂直管理。由国家出资修缮，同时收取较低的费用，让老百姓共同享受老祖宗、大自然的遗产。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应该是配套的餐饮、商品、交通等旅游服务体系。第三类是商业性景区，由投资者说了算，但是地方政府要监管，不能漫天要价。

　　记者：在旅游法和发改委相关文件中，都提及“公益性”、“公共资源”的概念。而我国的公益性景区、公共资源性景区中，往往同时也有商业性的设施或者景点，游客很难分清楚。是不是应该把公益性这个概念和非公益性的概念划分得更明确？

　　马晓龙：这样的划分，是考虑到景区的属性不同，是比较合理的分类。旅游法已经有“公共资源性”、“公益性”景区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商业性的景区。在宏观的旅游法之下，应该有具体、详细的实施细则，将定价规则细化，使旅游法更具有操作性和执行性。

　　王衍用：公益性景区和非公益性景区的划分是否明确，和地方政府工作做得是否深入有关。这种划分，是政府应该做的。政府管理的景区和市场化运作的景区应该加以区分、明确、剥离，各自“走”各自的运营渠道。

　　市场化运作的也不能无限度地涨价。旅游市场上出现“天价房”等产品，商家认为，到这个时间很多人必须要来，不管成本如何，拼命要价，这是没有道理的。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讲也应该打击这种不正常的收费状态。由市场定价的景区，相关管理部门也应按照服务业的水平，规定限度。(记者 张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