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张贤亮放在时代的背景下，或许更能客观地评判他的文学成就及其不足。

　　9月27日中午，作家张贤亮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8岁。当这一消息在网上传播，引起了许多人对这位作家以及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回忆。

　　和王蒙等作家一样，张贤亮的文学生涯始于上世纪50年代，又因反右等原因沉默长达20余年，直至“文革”结束，才有机会重新走上文坛。他们既是1949年后的文学新生代，却也是迅速沦落的“伤痕一代”，而在经历血与火的锤炼后，他们的新作品赢得了更有力的生命。在上世纪80年代，张贤亮的《绿化树》《灵与肉》等作品畅销一时，影响了一代人。张贤亮曾说：“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

　　张贤亮等上世纪80年代作家如同拓荒者，一边捂住尚未完全愈合的伤痕，一边在新时期文学荒地上播撒种子。遗憾的是，张贤亮并没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更远。由性而人性，由人性而探索更为深刻的人的命运问题，这是许多文学作品获得不朽的重要原因。虽然“伤痕文学”在那个时代起到了反思与刺激的作用，但在这之后，包括张贤亮等一些伤痕文学作家却没能继续以文学的探索，回应时代的精神渴望。张贤亮的文学生命，犹如突然中止的壁钟，从此陷入了尴尬与沉默之中。此后的各种文学荣誉与职务，都不过是对他此前文学创作的追认与加封。

　　但在文学以外，张贤亮提供了文人从商的一个榜样。他以另一种方式，投入了时代的洪流。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张贤亮基本上是弃商从文，创办了银川镇北堡西部影城。这是国内较早的文化产业基地，在苦心经营下，该影城成为影视拍摄与旅游度假综合性景区，《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作品便是在那里拍摄。张贤亮也是上世纪90年代少数能在文海与商海中左右逢源的作家。他对市场经济的一些看法和做法，在当时来讲即便不是超前的，也具有一定开拓性，这使得张贤亮获得了文学家以外的一张新名片。

　　张贤亮是一个注定要写入中国文学史上的作家，对他个人的评价，要把他放在时代的背景下，或许更能客观地评判他的文学成就及其不足。总的来讲，伤痕文学最大作用是觉醒了一代人对刚刚逝去的噩梦年代的控诉，但其只满足于受难者的申诉层面，有点类似于“文学上访”，而不能在个人苦难中提炼与表达出人性张力。这是所处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也是不少中国作家的文化宿命。

　　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张贤亮等新时期文学的回归者与拓荒者表达敬意。从文学角度讲，张贤亮属于上世纪80年代，那个充满各种可能，生机勃勃的时代。（魏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