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右）与柯灵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1989年8月创办了一本杂志叫《民主》，如果寻根溯源，其前身是1945年由郑振铎创办的《民主》周刊。当年，民进的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不仅担任着《民主》周刊的编委，而且还经常在《民主》周刊上发表文章，仅马叙伦一人一年时间在《民主》周刊就发表了56篇重要文章。

　　还有，民进成立后的第一个文件《对时局的宣言》也是在《民主》周刊首先发表的。这时的《民主》周刊，实际上已成为了民进早期开展民主斗争的喉舌。

　　郑振铎与《民主》周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后方的文化人纷纷回到上海，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内战、争民主、求团结的斗争。当时，抗战以前的进步刊物早被查封，急需要创办一些进步刊物。为了继承邹韬奋当年办《生活》周刊的光荣传统，徐伯昕商请郑振铎出马，主编重办一份周刊?？锏目凡捎米掼悍苁旨＃蔽朔乐构竦撤炊傻钠群σ约氨阌诘羌?，不用《生活》周刊的名称，而改用《民主》为周刊的刊名。

　　郑振铎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担?！睹裰鳌酚芍Ｕ耦斐雒嫒沃鞅?，周建人、许广平、马叙伦、董秋斯、罗稷南为编委。一切筹备工作就绪后，于1945年9月间，由郑振铎同志出面，在鲁迅先生生前常去的一家酒店里，约请了一批上海文化界名人，正式宣布《民主》周刊即将出版的消息，并请到会朋友们提供稿件。

　　当时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家一致表示支持。沈钧儒、沙千里、史良、闵刚侯四位名律师热忱同意担任周刊社的常年法律顾问。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民主》周刊在1945年10月13日出版了创刊号。

　　创刊号发表了郑振铎撰写的《发刊词》?！斗⒖省芳岫ǖ乇硎疽砣迦嗣竦睦妫敛缓匚裰鞫氛?。创刊号上，还发表了他写的《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指出在国民党军队接收了敌占区后，第一步就应该恢复人民的自由权，而不是戒严、搜查和压迫。

　　《民主》、《周报》，加上10月3日创刊的《文萃》周刊，时人称为三大民主刊物。10月20日，在《民主》、《周报》、《文汇报》、《建国日报》等报刊上，同时发表了由郑振铎领头共24人签署的《上海文艺界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书》，表达了久被隔绝、非常想念的心情和团结战斗的决心，并及时建议：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既已取得合法地位，现在只要省去“抗敌”二字（简称仍是“文协”），便可继续领导全国文艺界从事建国工作，名正言顺（后来，文协接受了这一提议）。

　　苏北解放区作家也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其中说：“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你们这几年是怎样坚持过来的。在暗无天日的暴敌统治之下，你们像一盏孤灯，独守在漫漫的长夜，不顾一切地面对生命的与生活的血淋淋的威胁，为民族为文化保持了崇高的气节与传统！”

　　此时的郑振铎一下子冲到了最前线。尤其是在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之后，郑振铎连续在《民主》周刊上发表政论《我们反对内战》、《我们的主张和态度》，指出：“目前最迫切的问题，莫过于制止‘内战’。”

　　《民主》周刊促民进成立

　　《周报》、《民主》以及其他一些杂志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经常聚会座谈，互通消息。他们每周在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今西藏南路26号)的会议室聚会，分析时事，商讨出版事宜和斗争方式。与此同时，在王绍鏊周围也集结了一批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陈巳生、谢仁冰、刘树梅、张纪元等，经常在谢仁冰家集会，商谈救国之道。

　　经谢仁冰引见，马叙伦与王绍鏊面晤，决定双方以后在一起集会座谈，地点在上海北京西路的广和居饭馆楼上。

　　马叙伦方面参加聚会的有郑振铎、傅雷、唐弢等；王绍鏊方面有林汉达、谢仁冰、张纪元等。以后范围逐渐扩大，许广平、周建人、赵朴初、徐伯昕、柯灵、梅达君、李平心、曹鸿翥、刘哲民、冯少山等先后加入，地点由广和居饭馆转移到八仙桥青年会礼堂。

　　他们不仅在一起座谈时局，而且在《周报》、《民主》、《文汇报》等新闻阵地联合发表文章。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分别提议或写信给马叙伦和王绍鏊，希望成立永久性的组织，以便长期共同战斗。经过协商研究，双方一致同意成立一个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宣告成立。

　　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10月期间，马叙伦在《民主》发表过56篇重要文章，如：《走上民主的路吧》、《写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前》、《对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蒋先生要听这样的话》、《上海各界呼吁和平》、《玩手段和诚意》、《民主是封禁不了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