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而不出

　　大部分投资移民并不会立刻移出，获得移民身份是关键。对他们来说，商业和发展还在国内，至少5年之内，他们不会离开中国。

　　“早在1999年，我们已经发现了投资移民的端倪——一些富豪已经移民国外，但生活和生意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他们仍旧生活在国内，投资在国内。”在一份投资移民报告的开篇，胡润这样写道，“其中变更国籍的仅一小部分，大多数只是拿到绿卡。”

　　不过，陈敏的父亲连绿卡也没拿。这位中部省会城市的富豪，在安排3个女儿移民加拿大之后，他只是在多伦多买了一套房子，签了一张10年的探亲签证。

　　在接受采访的移民人士里，“安全感”是被提及最多的一个词汇。“各种层面的安全感，对空气、水源、食物、法律以及孩子的教育问题。”还有国内紧绷快速的工作节奏，让许多人觉得生活的压力太大。

　　陈敏的父亲办理加拿大移民，最重要的原因是，加拿大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加拿大人少，环境好，连自然灾害都特别少。”

　　“最近两三年，国内的环境、食品安全出了不少问题，当这些情况叠加以后，许多人不安的感觉放大了，移民的冲动也就增加了。”杨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道。

　　一家移民中介将原因总结为：“教育：前100名校美加澳英，应试教育抹杀创造力；福利：免费医疗，免费教育，救济金，分娩金；身份：入籍可免签发达国家，100多个出行自由；养老：环境恶化，养老制度隐患，食品问题”，此外还有房产的保值增值和全球化生意。

　　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决定移民，大多因为他们曾经留学，感受到发达国家相对自由自在的环境。而对于已经成家的移民者来说，子女是首要的考虑因素。

　　林立一家三口是2005年左右移民美国的，他舅舅是美国公民，可以申请任何亲人到美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们就已经申请，而后排队，中间经历“911事件”，美国的移民叫停。等了约10年，他们一家三口终于抵达纽约。

　　那时他还在读高三，面签前两个月知道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是很突然的事情。我爸妈是为了我过来的，他们觉得国外的环境比国内的好”。

　　他当时没有多想，除了有点惊讶之外一切都顺其自然。后来和父母聊到移民的事，他们说，如果有机会移民美国而不去，林立日后也许会抱怨。

　　一家人最初住在舅舅家，林立的父母在国内时在银行工作。到纽约之后，舅舅帮忙找了两份工，一个是餐馆厨师，一个做家庭护理。当时林立准备读高三，后来重新开始读高一。

　　一年之后，林立已经完全适应了纽约的生活。在他自己看来，“来美国可能来对了”，但是，“对我爸妈而言是来错了，在他们那种年龄，放弃了国内的一切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而且他们的未来只有孩子了，因为他们都不懂英文”。

　　这是两代人的移民路。林立年轻，学得快，生活圈子不断扩大，机会和选择也多。于他，美国是一片乐土。于他父母，情况则截然不同。

　　在林立已经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开始享受在美国的生活之后，父母仍然不适应，“他们一直有回国的念头，我劝过，等他们退休了就回国吧”。

　　陈敏如今在加拿大工作了好几年，她的姐姐已经成家，是当地的一名公务员，完全“安定下来了”。其间，她们的父亲考虑过是不是办下移民，“但是还是觉得不适应，工作、关系都在国内，不太方便”。

　　陈敏一家所在的小区，“刚开始买的时候，小区里只有两三家来自中国，现在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许多移民的家庭都是为了小孩的教育，最常见的是母亲带着小孩读书，“基本上一半以上都是这样，陪读结束了很多妈妈就回国了。”

　　她认为，他们和在国内时的生活没有太大区别，“虽然加拿大的学习压力没有那么大，也还是上各种补习班。家里条件稍微好点儿的，每年可能要花一两百万元人民币左右。”

　　吴国也是这样。他已经50多岁了，来自西部某省，身家过亿，全家移民到美国加州近10年，两个儿子加入了美国籍，他只拿了张绿卡。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在美国，一半的时间在国内”。

　　“我不想让儿子受累。”吴国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谈到国内的生活时，他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就是“累”、“心累”。他也是唯一一个觉得美国什么都好的被采访者，虽然他坦承，如果在美国，他肯定赚不到这么多钱。

　　杨平在了解移民原因的时候，注意到许多人有很多个性化的需求，“但是孩子是必选项”。“这也是被压抑的迁徙的自由，个人的新鲜生活的愿望，如果有机会可以满足，人人都想尝试。”他说。(本报记者高四维 实习生 杨程晨 文中陈敏、林立和吴国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