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中自然受到教育?；嵬饨涣?，琐事闲篇，也有些颇值得回忆，随手记下几条，以作纪念。

　　跟我联系较多的单位是联络局和信息中心?；嵋槠诩?，我随同其他几位有责任心的委员曾提过一些提案，提案交上后都迅速得到了处理。记得我曾随陈祖芬委员签名过一个提案，有关单位要求寄信必须使用同一规格，甚至用指定厂家生产的信封才能邮寄，否则不予受理。提案认为，这既不合全世界的邮政惯例，也有违公民权利。没多久，政协联络局就把提案转给有关单位，并附有回答，该单位还热情请我们去参观他们的机械设备。

　　近来发现，中国人用的信封似乎也多样化了。

　　非会议期间，有社情民意要反映就找信息中心。我和他们有过两次联系，都圆满成功。一次是因为护城河多年不清理，我住的安定门一带臭气熏天，居民们反映多次，无人过问。听说我和舒乙是政协委员，就请我们帮忙，我们写信给信息中心反映了这个意见。没出两个月，工人来了，机器来了，挖泥淘水，把条河整理得河清水秀，成了京城一景。另一次，东北一处林业工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来北京请我代他们反映意见。我把他们写的信原封不动转给政协信息中心，并说明我对此没有调查研究，信的内容只供参考。数月之后不仅接到了东北有关方面的回信，而且有关单位还派专人来向我说明了事件经过和他们的处理方案。林业工人也来信告诉我他们得到了合理的安排。那位写信来的工人直到去世前还感谢政协对他们的支持与关怀。

　　在政协我还结交了许多好友。

　　我跟八届的两位委员有点特殊“缘分”。解放战争中，我在打扫战场时捡到一本书，封面画着一匹马长着人头，还戴个眼镜，画的下边署名“小丁”；画旁又题着一首诗：“小丁画了个凡陀马，不由人看了笑哈哈，提起此马来头大，我在那巴山楚水见过他……”诗后署名是“吴祖光”。我从此记住丁聪、吴祖光两个名字！只是书名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像儿童笔迹，我没注意其署名。过了10年，1957年我三人被错划，在一本批判“右派”的书中我竟有幸和他们的名字排在一页，我就觉得有点巧。又过20年，邓小平同志领导拨乱反正，我三人重新“出土”。我写了篇小说《那五》，第一位插图者竟是丁聪！而最早发表的评论文章给我鼓励的恰是吴祖光！八届政协一报到，我们三人正好编在一个组里！头一次开小组会时，我就跟丁聪提起半个世纪前在战场上捡到他与祖光合作的那张封面画。丁聪听完笑眯眯地问我：“画是我画的，诗是祖光写的，你知道书名是谁题的吗？”我说：“不知道。只记得那字歪歪扭扭，像刚学写字的幼儿园水平。”他指了指坐在我身边的戴爱莲说：“就是她。她现在的字能达到小学二年级水平了……”我赶紧向戴爱莲大姐表示歉意。她说：“小丁把我的成绩夸大了，其实只不过到了一年级水平！”

　　我们从此作了五年参政议政的同组组员！祖光热情耿直、快人快语；爱莲想象丰富却词不达意，都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最使我感动而难忘的是“小丁叔叔”一片童心，朴实忠厚，活得潇洒自在带劲！

　　（作者为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